当前中小企业为什么会陷入“生存危机”？不同的企业，答案会稍有不同，但被排在第一位的原因都是——融资难。
融资难并不需要过多的解释，去年底以来的紧缩货币政策背景下，银行显然会最先将中小企业贷款排除在外。但是浙江大学圆正移动智能技术应用研究中心主任张为志提醒《英才》记者，“浙江民间寻找出路的游资超万亿。这是钱荒吗？”
一面是民间资金泛滥，一面又是中小民营企业融资难。矛盾背后的真相是什么？
“温州目前一两百家打火机企业，今年能够比较正常生产的只有几十家，完全正常生产的好像没有。”温州最大的打火机企业之一的东方轻工实业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李中坚对《英才》记者说道。李中坚所说的完全正常生产，是指一个月开工天数能够在20天以上。
华鸿控股集团董事长龚品忠也同样告诉《英才》记者，“今年以来订单很紧张，接的都是没有钱赚的订单。大家越没有订单，就越杀价，而成本又在上升。”
资金链是“急性病”，能让企业马上死亡，而诸如原材料价格上涨、劳动力成本上升等因素则是“温水煮青蛙”。温州中小企业促进会会长周德文说。
从炒房到炒钱
“金融危机一下子把出口弄得不行了，加速了我们民营企业的老龄化。”浙江省浙商投资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蔡骅告诉《英才》记者，当前的浙江跟从前的美国、日本等国家一样，到了一个制造业没有利润、资本却开始涌动的时代。
“眼下的问题，归根到底是内需市场没有起来，使得实体原本的功能发生了转变。”张为志对《英才》记者说道，“原来实体是为了制造产品、创造财富，但现在，这个实体变成了融资工具。”
也就是说，工厂一方面需要大量的资金维系生产，但另一方面却又挪出大量资金加入到了游资的行列。于是形成奇怪的景象：那些喊着融资难的人，恰恰又是游资的所有者。
如果规规矩矩做实业，在银根紧缩的背景下，能贷到款又怎样？
“一些外贸的单子，现在都不敢接了。从前只要接到进口商开出的信用证，就可以从银行贷款然后开始生产。但是现在要么贷不到款，即使贷得了款，8厘的月息（年化9.8%），也不敢贷。一个产品做出来，一年也没有那么多的利润。”李中坚颇为怀念早已远去的月息四五厘的日子。
温州当地一位民企老板胡先生告诉《英才》记者，现在靠传统那些生意已经赚不到钱了，很多工厂之所以亏损还继续经营，完全只是为了可以通过工厂从银行贷款，然后将贷款用到其它地方去。
据《英才》记者了解，一间劳动密集型的工厂，一年如果能够做出1-2亿的营业额，尽管生意本身可能赚不了多少钱，但可以以此从银行贷到5000万左右的贷款，而这5000万的贷款在某种程度上却成为了民间游资。
胡先生当前经营着一家贸易公司，但他向《英才》记者坦言，他根本看不上贸易那点微薄的利润，“我做贸易只是为了贸易融资。”
以进口为例，在产品进口过来之前，胡先生先联系好国内的下家，并从下家那里提前收取货款。此时胡先生不需要立即将货款打给国外的出口商，而是通过银行给出口商开一张6个月的信用证便可。信用证利率很低，更重要的是合法。在信用证到期之前的6个月，胡先生便可以将货款用作它途，比如放高利贷。
李中坚有些愤愤然地对《英才》记者说道，“以前大家都炒房，现在大家开始炒钱（放高利贷）了。银根越紧，钱越好炒。这也加剧做实业与做投机之间的两极分化。”
浙江工商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张宗和告诉《英才》记者，中小企业贷款陷入了某种“恶性循环”，先是中小企业生存压力大，压力大则迫使某些企业做投机，做投机毫无疑问又加大了企业的风险，银行就更不愿意贷款给中小企业，而当银行不贷款时，中小企业的生存压力更加恶化……
资本家浙江造
在经历过发展高峰之后，蔡骅认为，浙江不可能再有那么多企业了，浙商将从制造时代走向资本时代。
民营企业做大规模易，要再往前迈一步就很难。当中国的企业试图要发展自己的品牌时，发现自己前面已经站满了世界名牌，若要向它们挑战，可能是死路一条。
“你现在想把打火机做成一个品牌，难度十分高。外资品牌已经有上百年历史了，后来者很难追赶上。即便能够把打火机的质量做得和对方一样，但是文化做不进去，而且专利也是个令人头疼的问题。”李中坚告诉《英才》记者，他们也正在打火机产业之外，开发一个新的具有科技含量的产品。
前文中的胡先生在放过高利贷之后，也从去年开始进入了一个与新能源相关的产业。他很看好现在从事的这个产业，并且相信这才是他的财富在未来快速增长的机会。
另一方面，泛滥的游资也出现了规范化、追求长期收益的趋势。
当《英才》记者来到温州金融港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黄伟健的办公室时，他正在与几位投资人协商一个项目的投资合同条款。这几位投资人都是当地或外地的私营企业老板，他们手里握着的资金代表了一股迥异于炒房、炒钱的民间资金流。
黄伟健组建了一个叫温州民间资本投资服务中心的平台，该平台登记了每一位会员有意愿投资的项目类别，以及大致的投资规模。当有项目时，该平台会向会员通知信息，并由会员自己决定是否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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