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广州发展而言，广交会的意义并不仅仅在于它是一年两度或三度的“会展经济”，而在于它构建了广州、珠三角乃至粤港澳地区的经济生态，奠定了珠三角地区发展的根基，促成了珠三角地区在中国经济和亚太经济乃至全球经济中的特别地位。如广东省委书记汪洋2008年与商务部长陈德铭对话时所说，“广交会对推动广东改革开放、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作用不可低估”。
反思以前的发展模式过分偏重GDP、制造业水平偏低等方面，无疑是正确的，但我们也应该注意到，这些反思并不能替代此前三十余年广东发展经验的总结。目前讨论发展方式转变很容易陷入的一个误区是，简单地将此前的发展阶段和目前的发展阶段草率地对立起来，轻易地认为以前的发展方式一无是处，今天需要全面改变。
我们需要更为细致地梳理广东发展过程中最得心应手的那些方法和经验。这些经验曾经为广东此前阶段的发展成就（比如“三来一补”式工业和出口导向的“中国制造”）起过关键性的支撑作用，但它们又并不只是“三来一补”式工业，或者“两头在外”的出口导向模式。“广交会”激发和培育了珠江三角洲的特殊发展生态，就是这样一种经验。理解“广交会”在广州发展进程中的作用和地位，对把握广州的成功经验有重要意义。
深圳特区无疑是广东作为改革开放“排头兵”的一面旗帜，而“广交会”是历史更为悠久的另一面旗帜。它从1957年春季开始创立（“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到今天，一直在发挥作用。从1957年至1977年，广交会出口额就由0.87亿美元增长到32.23亿美元，进口额从1958年的约0.33亿美元增长到1977年的10.14亿美元。广交会是建国以来绝无仅有的一个具连续性的对外经济交往机制，它在全国改革开放整体布局中也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地位。将广交会视为中央在广东设立的另一种“特区”，并不为过。
广交会的作用和意义不能仅仅从今天所谓的“会展经济”或者“会展”层面来理解。从建国以来广交会的整个历史和广东发展历史进程来看，设立广交会是整个国家对外交往的重要战略布局。它从创建之日起，就是一种制度，一种机制，一种战略。广交会在广东发展五十余年，不仅广东发展的形态从一开始就受到“广交会”极为深刻的影响，而且，“广交会”作为国家战略的长期存在，以及广东省和广州市对此一战略的创造性运用、发挥和配合，决定性地塑造了广州和珠三角地区发展的基本格局。
珠三角地区出口加工业的发展与广交会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周恩来总理是其中的奠基性人物之一。根据周恩来的论述，一年两次的广交会“是在我们被封锁的情况下不得已搞的，我们只好请人家进来看。”现在较少有人提及的是，广东出口加工业的兴起也与周恩来和广交会有关。
1972年4月，周恩来接见广交会代表时，询问了台湾产品加工出口的情况，了解到台湾吸引外资搞出口加工厂、出口迅速增加，他表示：为什么台湾能搞，我们搞不了？1973年6月周恩来接见美国大通银行负责人洛克菲勒、11月底到12月初会见澳大利亚总理惠特拉姆时，都谈及台湾加工出口的情况，他说：“他（注：指台湾的严家淦）在台湾搞加工厂，出口商品。比如他知道在加拿大、美国、拉美、日本、欧洲市场上需要一些什么商品，他可以加工，搞出来后花样更新、色彩更好。引进美国、日本和其他国家的外资。进口原材料，然后加工，专门供出口。他还在台湾高雄划了一个像香港一样的自由港，不收税。这样，台湾的贸易额就大了。”可以说，广交会刺激了周恩来发展大陆加工出口的构想。
在改革开放进程启动之后，周恩来这一关切和设想成为现实。根据改革开放初期对外开放工作的重要负责人谷牧的回忆，从1979年初到1981年下半年，我国在对外开放方面，采取了三项重大举措：一是向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借款，吸收境外客商的直接投资在我国大陆上举办企业。二是改变进出口贸易由外贸部一家独办、垄断经营的做法，对若干部门和地区授予部分商品的进出口经营权。三是广东、福建两省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并结合我国实际，借鉴国外设置“自由贸易区”、“出口加工区”的做法，举办经济特区。
这三项举措说到底是两个方面，一是引资生产，搞出口加工，二是贸易改革；一是产业，二是流通。特区之特，即在于“划区引资设立出口生产基地”。同时，改革过度集中的外贸体制，改变“一年制订一次计划，开两次广交会，基本上是坐在家里做生意”的状况，广交会不再像以前那样独一无二，但水涨船高，随着外贸量的快速增加，广交会的规模也越来越大，广东省和广州市的接待压力很大。1982年第51届广交会曾尝试进行缩短会期、缩小规模的改革，不料内外客商意见很大，这一“试错”使得人们认识到，广交会不仅没有过时，而且应该扩大，广东省和广州市因此转变思路，将这种接待压力视为市场动力和机遇。
当年广交会的接待压力，意味着巨大的市场需求的存在，其中包括了在珠三角地区蔓延开来的各种加工企业对外贸易的需求。但对于当时珠三角的加工企业发展而言，更重要的是，广交会这一设在家门口的至关重要的服务平台，不断刺激珠三角地区的产业发展，深刻影响着珠三角地区的产业布局。这正如当年广交会刺激周恩来总理意识到出口加工的市场潜力和重要性。如果没有广交会这一国家主导的战略安排，而是由市场自发地发展出这一规模的会展，可以断言，广东的改革开放和产业发展将会大大滞后。
广交会是政府主导和“计划”的产物，但它恰恰是珠三角加工企业发展、产业布局和市场开拓的重要基础。这一点并不特别，因为整个改革开放都是党和政府决策、主导和“计划”的产物。而广州的特殊之处在于，以广交会为中心依托，打造了一个“生产——流通”一体化和良性循环的商业生态，广州事实上在这一过程中逐渐发展为亚太地区的商业中心。也就是说，因为有广交会的存在，广州和珠三角地区的发展成就不仅仅是加工工业的繁荣，而是整个商业体系的繁荣。广州抓住了广交会这一国家开放战略决策给予的机遇。我们需要从广交会切入，重新理解广州乃至珠三角地区发展的基本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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