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我所服务的北京锡恩咨询集团作了一个调查，内容是针对民营企业的管理现状。令人吃惊的是，像“人浮于事”、“平均主义”、“相互内耗”、“官官相护”等问题，认为在本企业“严重存在”的比例都超过了50%，有的甚至高达80%。
这让我们很吃惊。为此，我还专门到企业做了实地访谈，与企业各层面的人作了交流。因为担心样本不够，我们又扩大到几百个样本，最后的结论是，本来应当生机勃勃的中国民营企业，不少患上了“国企病”，出现了令人痛心的“未老先衰“现象。
值得重视的是，我们所做的这一调查是结合企业“盈利模式”转型进行的，在调查中我们发现，不少企业都有着很好的盈利模式转型的构想，很多也正在进行尝试与努力，但这些尝试与努力，最大的阻碍并不是市场或竞争，更多的是组织内部人与人之间的合作难度的加大。这种现象也让我得出了一个忧心的结论，那就是中国民营企业在最近几年利润下降的真相，可能更多是内因，而不是外患。
我的结论是，中国民营企业利润率下降，本质上是组织生态恶化，而不完全是产品利润率下降。中国民营企业的利润转型，可能更多的是组织生态的转型：企业目前最大的成本是管理成本，管理成本中70%以上是人与人之间的成本。民营企业开始出现“国企病”：老板能人文化严重，管理粗放，高管职业化程度不高，导致上下级之间，同事之间的合作成本越来越高。
具体说来，从我们调查的数据上看，民营主要存在“四大国企病”：1.人浮于事：空谈的多，干事的少。2.相互内耗：只有小我，没有大我。3.欺上瞒下：当面一套，背后一套。4.反应迟钝：事不关己，高高挂起。
为什么最有活力的民企会患上“国企病”？原因当然首先离不开这几年的宏观环境。中国改革开放30年，使一大批民营企业成为国民经济的主力军，但最近这些年，民营做大做强的制度环境与竞争环境是恶化而不是改善，最直接的现象就是行政管制与垄断限制阻碍了民营企业创新。
举一个发生在我们自己身上的例子。我所服务的锡恩咨询公司，在去年大学生就业难的背景下，想利用自己所服务的几万家民营企业资源为大学生找工作，结果被罚款两万元，原因是没有劳动局发的资质。而我们去办资质时，却被告知要参加他们的收费培训。参加完他们的收费培训了，却又被告知劳动局与人事局正在进行机构改革，这一业务暂时停办，结果我们被迫放弃这一创新业务。
在这种情况下，民营企业最直接的选择就是参与政府发动的“全民房地产运动”，有路子的直接做地产，没有路子的参与炒房。我粗粗统计过，在锡恩所服务的几万家民营企业中，参与地产业务或炒房的占到一半以上，而将近三分之一企业家已经移民国外。
当然外因只是变化的诱因，真正的原因是民营企业内在盈利逻辑与组织机理。我总结为三点：
第一，“机械式合作”导致管理成本加大。中国民营企业大部分从事的是制造业，制造业本质上是一种“机械式合作”，也就是基于工艺与流程的流水线合作，这种合作在60，70后员工还问题不大，这一代就是在压迫与委曲求全中长大的，但到了80，90就出问题了，极致的如富士康就是例子。更重要的是，当环境变化，需要企业从产品导向转向客户导向或服务导向时，或者企业规模大到一定程度时，“机械式合作模式”就完全陷入解体，必然导致企业对客户需求反应迟缓。
第二，“单边依赖”或“单边垄断”。那些控制了重要资源的公司成员，会乐于让别人依赖自己，从而获得支配其他人的权力与社会地位。比如公司里面大量存在这样的现象：下属对上级的单方依赖；工厂对销售部的单方依赖；业务部门对HR、财务的单方依赖；公司员工对于老板的单方依赖；供应商对企业采购员的单方依赖。显然，“单边依赖”会摧毁CYE规模效益，企业中单方依赖现象越多，企业的规模优势就越小，官僚主义、相互内耗、人浮于事越积越多。
第三，企业规模中存在的“南郭先生”现象。组织规模几乎是与南郭先生的出现成正比的，公司越大，越有可能出现南郭先生。而民营企业管理的粗放，以及人治管理体制，更容易培养一批“马屁精”，而老板也乐于享受这种吹捧，长期下来，“欺上压下，当面一套，背后一套”也就不奇怪了。
更要命的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官本位文化”本来就是组织成长壮大的“大敌”。有权不用，过期作废。民企老板喜欢讲排场，讲面子的虚荣心，进一步把民营企业“组织生态”逼向死角。所有这一切加起来，我们对中国民营企业的未来还有多少希望？我想我们只有一条路可走了，那就是重新高举改革的大旗。最近的《人民日报》有一句话讲得好，“不改革，党危险”，我想，这句话同样适用于企业，不改革，企业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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