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海淀区五道口往北，后八家村，一个距离中关村电脑卖场仅3公里的地方，是北京最大的电子垃圾回收一条街。
5月13日Cye记者随着过往车辆艰难穿行其中，路的一边是机器轰隆的建筑工地，另一边是垃圾回收摊贩的吆喝声。每天早晨，这些商贩把金杯车、人力车往路边一支，一间流动商铺就摆起来了，守株待兔。
每天傍晚，这些商贩把收集到的“货”运到更北边的天通苑东小口。在那里有一排排的分拣工厂，对这些电子产品进行拆解。拆解之后的产品，一些流通回到电子卖场；金属线等则被运往天津、河北，最终无法在当地处理的电子垃圾，悉数运往广东贵屿等地深加工。
根据相关部门的统计数据，最近几年，中国每年至少报废500万台电视机、400万台电冰箱、500万台洗衣机、500万台电脑及上千万部手机。这些电子垃圾，每年会产生5亿多吨的危险有毒废物，成为巨大的污染源。
“企业在拆解电子垃圾后，往往出于成本考虑，只以最省钱的方式提取出有价值的资源，而不顾及对环境造成的污染。对于那些没有回收价值的垃圾，往往焚烧、埋土或丢弃于河流中，或者直接暴露在空气中。”中国环境学会固体废物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聂永丰认为，这造成了极大的污染。
无效的“厂商回收”
一年365天，后八家村的路边摊主都在等待提供货源的人力车夫。
公众对这样的人力车并不陌生。一辆辆破旧的三轮车，挂着回收条幅，天天蹲在小区门口。他们走街串巷，深入到北京城各个角落，是电子垃圾回收的前锋。
更“高端”的回收者在电子卖场周围集聚。在北京中关村、朝阳门、公主坟等电子产品大卖场，聚集着大量个人商贩，兼具运货、卖新货、收旧货等多重身份。
这其中，还有穿行而过的人力车夫，他们帮顾客运送新品之后，带回旧产品，跑一趟，一举两得。
“提供电子垃圾的人群绝大多数是个人消费者。” 爱回收CEO、联合创始人孙文俊告诉本报。他曾做过调研，年轻人平均七八个月换一部手机，而北京、上海、广州等一线城市，每个家庭都有两三部闲置手机。
除个人外，实力更强的商贩还盯住了一次性出货量大的企业。“企业的电子产品更新较快，一般3到4年淘汰一批。”前文所述的刘先生告诉记者，自己现在已经有一些固定的企业客户，如企事业单位、网吧、公司库存积压品等。
回收链条上，除商贩由于利益驱动积极回收电子垃圾外，各个PC厂商与手机厂商也大多设有电子产品回收点。每年各厂商都有预算投入这块赔本的“生意”，但厂商的电子垃圾回收一直收效甚微。
“这些回收点基本收不上来什么东西。”孙文俊告诉记者，由于厂商收购价格往往低于市场价，使得消费者不愿意回收。并且，厂商设置的回收点也很少，并不方便。
实际上，众多厂商出于各种考虑，并未在内部进行产品回收处理。
据科技网站TechinAsia报道，广东贵屿垃圾处理集散地不仅聚集了来自全球的旧计算机以及其他电子产品零部件，并且还有来自惠普、三星和松下等公司几乎全新，但因存在部分缺陷而无法出货的产品，还有AMD没有使用过或准备返修的芯片。
根据相关媒体报道的数据，目前，全球电子垃圾中有72%左右的电子垃圾出口到中国。由此，广东贵屿成为举世闻名的“世界电子洋垃圾之都”。
“最后，所有的电子垃圾都会打包运往广东，包括电子产品上带的塑料，管子，甚至显示器的碎玻璃。”上述刘先生告诉记者，由于交通成本高，广东的买家通常是，等北京的电子垃圾备齐，隔一段时间拉满满一箱走。
高污染的“二次加工”
在全国各地的电子垃圾处理中心，那些稍经整修就可继续使用的电子产品，往往被送往二手卖场。
一位中关村二手电脑城的销售人员告诉Cye，一台E5200双核2.5GHz处理器、2GB内存、200GB硬盘、独显256、华硕DVD光驱的台式电脑，配上液晶显示屏，售价在1600元左右。如果碰上不懂行的买主，还可要价更高。
某个知名国产手机在回收上做得比较积极。由于工业设计的原因，它的手机自建渠道直接回收，回收上来的手机，更换一下零配件或外壳，再刷新软件界面，就可以出货了。
翻新货还经过各种中介在国际间流通，“每年，各个品牌手机、贴牌手机都会将大量二手机销往南美等国家，以及中国三、四线城市和广大的农村。”孙文俊告诉本报，经过更换外壳、更换零件之后，往往都能使用，在性能上与之前机器相差无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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