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非常有意思的一个事情是，众多媒体都在比较某些国际品牌在中国和其他市场的价格差异，产品涉及从饮料到汽车、从房产到速递、从汽油到奶粉、从奢侈品到日用品……林林总总，不一而足。遗憾的是，我们似乎关注错了方向，不是关注为什么会造成这样的价格差异，以此反思我们的相关政策和市场环境、消费文化，反而好像要借此证明国际品牌确实在歧视我们！搞成了对外国品牌的控诉和讨伐大会。若我们的怨怼只是停留在这个层次上，而这些品牌在中国市场依然大卖，我们岂不是在抬举国外品牌？
疑问之三：耐克违的到底是什么法？本来是很清楚、简单的事情，反而让执法者的信息公布给搞糊涂了：是因为耐克“搞双重标准、区别对待中国和国外消费者”而处罚它？可如前述分析，耐克的质量不同、价格不同并不违法！所以耐克的违法，在于“使用了错误材料”，误导消费者。《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十九条规定：“经营者应当向消费者提供有关商品或者服务的真实信息，不得作引人误解的虚假宣传”；第三十九条规定：“消费者因经营者利用虚假广告提供商品或者服务，其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可以向经营者要求赔偿。广告的经营者发布虚假广告的，消费者可以请求行政主管部门予以惩处”。国家工商总局制订的 《欺诈消费者行为处理办法》中，也把“以虚假的商品说明、商品标准、实物样品等方式销售商品”的行为列为消费欺诈行为之一。北京市工商局应是依据这些法律、法规处罚的耐克。但为何在信息发布时却说是双重标准和消费歧视呢？这或许迎合了民众和媒体的心理，却涉嫌犯了适用法律错误。执法部门的执法行为如此粗糙、随意，不是在弘扬法治，反可能消解法制。
北京市工商局的罚款金额也值得商榷。对于一款球鞋来说，487万元的处罚力度不可谓不大。真是为了“惩大恶”吗？少一个气垫固然损害了消费者权益，但并没有给消费者生命健康安全造成损害，也不影响穿用，其“恶”应该远远比不上往奶里掺三聚氰胺、地沟油当制药原料、明知汽车设计缺陷而不召回……但那些对消费者生命健康安全造成重大损害的违法行为，我们做到“惩大恶”了吗？难道法律的弹性在于内外有别？
当然，即使大恶漏网了很多，小恶也得惩戒，但耐克的处罚金额还是难以找到确凿的法律支撑。《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五十条规定，对于“对商品或者服务作引人误解的虚假宣传的”行为，“可以根据情节单处或者并处警告、没收违法所得、处以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北京工商局的处罚金额应是据此确定的吧？否则，《产品质量法》和《价格法》都靠不上，何况定价违法应由价格主管部门而不是工商部门处罚，《产品质量法》则规定“不符合以产品说明、实物样品等方式表明的质量状况的”，“销售者应当负责修理、更换、退货；给购买产品的消费者造成损失的，销售者应当赔偿损失”，并没有规定行政部门如何处罚；《广告法》中倒是有“利用广告对商品或者服务作虚假宣传的”，“处广告费用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 ，但此案中耐克广告费明显低于销售额，所以应不会是以此标准处罚的。但《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四十九条规定，“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费用的一倍”——以此案情节，如此处罚是否已可修正耐克的错误，并警戒其他企业？是否有必要给予最高限的处罚？罪、罚相适，这是法律的基本立意，也是执法的根本要求。否则，选择性执法，弹性执法，就某一个具体案件来说或许没错，但从全局来说，最终的结果却是恶化了总体的法制环境。
所以，当商业逻辑遭遇中国式执法，就陷入了这样尴尬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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