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常周六的一个午后，毗邻澳门的珠海拱北口岸人流匆匆。50多岁的老陈身着灰色夹克，弓着腰，倚在口岸出入境大厅外的一处栏杆前，身旁放着一辆手拖车。
低调的老陈很容易被人潮淹没，但他却处于“随时待命”的状态，拥有着一个“职业”的身份——海关人员口中的专职“水客”。
老陈并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在珠海拱北口岸，每天有约20万人次过境，相当于一座中小规模城市的人口迁徙。混迹于这数十万客流间，有一群像老陈一样特殊的人——他们频繁往来于粤澳之间，每次携带少量涉税货物或国家禁止、限制进出境的物品过关，从中赚取“带工费”。
少量、多次，这种带货方式被形象地称为“蚂蚁搬家”，实则是“水客”们利用法律空子的一种方式——以“合理自用”作掩盖，每次携带一定限额的货物、物品进出境，积少成多，以达到逃避海关监管和偷逃税的目的。如若“东窗事发”，“水客”们所带的货物、物品量额一般达不到刑事立案的标准，多数会被退运、要求补交税或被处以没收、罚款等行政处罚。
《第一财经日报》记者经过调查发现，在个体“水客”背后，是一条涉及“购、运、储、销”的利益链，环环相扣，分工明晰；个体“水客”仅是利益链条上的一环，且几乎处于“食物链”的底端。
有需求就有市场，“水客”走私屡禁不绝的根源在于两地商品价格、种类和质量的差异，有专家更将其称为一种经济学现象；而海关监管难、“水客”违法成本总体偏低更是助长了这一现象的长期存在。
老“水客”自述
老陈30年前加入澳门籍，从事“水客”行当十余年，是一个名副其实的老“水客”。每天，老陈在珠海、澳门两地穿梭，少则三五趟，多则十几趟，帮人把货物带进境或出境。“做这个主要是比较自由，也可以帮补些家用，供小儿子读书。”老陈揉搓着沾有些许泥垢的皴裂指头说，“好多海关关员对我的脸已经很熟悉了。”
从刚开始经别人介绍入行，到现在发展了十几个人入行，老陈自诩在这一行业已经拥有了一定的“声望”和“信誉”。“做的都是熟客。”老陈说，“不熟的人你不敢叫他带，带丢东西不好办，像我们丢东西是要原价赔偿的。”
老陈的“声望”还体现在其能够利用广阔的人际网络，把业务“外包”给其他“水客”。当本报记者询问老陈可以从澳门带几罐奶粉过关时，老陈则反问需要带几罐，并坦言像他这种每天多次往返的旅客，每人每次只能带一罐奶粉过关，但是他可以发动身边一批认识的“水客”一起行动，化整为零。
带货收入几何？老陈表示，这要因货物的种类而异，“高风险、高关税的产品，比如电子产品，利润也更高，一些比较容易带的‘杂货’赚得就比较少，这些一般要有一定量才带。”老陈列了个自己的报价表：带一瓶洗发水15元，一罐约1kg的奶粉20元，约2kg的奶粉40元，一部手机50元，一台平板电脑100元。“以前汽车轮胎最赚钱，但现在查得严，几乎没人敢走这个了。”
年景好的时候老陈月入上万，但随着“水客”群体的逐渐壮大，能分到的一杯羹也越来越少，“好多福建、湖北的人都过来和我们抢‘饭碗’”，现在他每个月一般能拿六七千块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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