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零后青年刘一鸣（化名）来自贵州省贫困地区，原是一家广告公司的设计师，在北京户外广告业火暴的时期，辞职创办自己的广告制作公司。然而，美梦开始不久就被“惊醒”，在北京市市政市容委推行“户外广告特许经营”后，他的公司处于无事可做的境地，只好关掉公司，又重新回到了设计师的原点。
与刘一鸣命运相同的是整个北京户外广告产业，伴随着广告市场的繁荣，北京从事户外广告的公司从最初的几家，逐渐发展到上万家。分“蛋糕”的人多了，自然引起竞争的加剧。一些公司为了追求经济效益，不考虑户外广告对城市环境的影响，随意制作和设置广告，导致了户外广告过多、混乱及形象差的局面，破坏了城市的“脸面”。为此，在2004年底，北京市市政市容委开始推行户外广告行政审批制改为“户外广告特许经营”，一方面在出入北京的高速路陆续建设单立柱广告牌，统一招投标；另一方面“洗脸行动”全面展开，将所有不管是有审批手续的还是无审批手续的广告牌一律拆除。
不过，这种“一刀切”与“连锅端”的户外广告清理整治方法，也影响了全市户外广告业的正常发展。有知情者向记者透露，目前，北京市实行户外广告特许经营模式后，一些广告公司倒闭或转到外地城市，只有二三十多家广告公司生存下来，即使是生存下来的公司，也大倒苦水。“我们也在给市政管委打工，他们稳赚不赔，我们从北京市市政市容委组织的招标会上中标的广告牌，再与该委户外广告处签订《北京市户外广告设施使用协议》，虽然有的牌子是挣钱的，但大多牌子一直赔钱，”一位通过招标得到五环、六环路广告牌的某广告公司经理表示。
随后，记者联系北京市市政市容委户外广告处采访，得到答复联系该委宣传处，按要求记者先后两次传送采访提纲到宣传处，后杳无音信，记者电话联系多次得到“户外广告处处长不同意接受采访”的答复，并要求记者可到该委官网查询相关问题。记者进入该委官网政务公开机构设置中看到户外广告管理处主要职责是“负责本市户外广告、牌匾标识、标语和宣传品的设置管理工作；组织拟订专业规划和技术标准，并监督实施”。并不具备户外广告的建设、发布、招投标管理职能。
记者在北京市政市容委官网还看到《北京市市政管理委员会关于按期缴纳户外广告设施使用费及缴纳违约金的通知》：“每日应按迟延支付款项的万分之二点一向我委缴纳违约金，延期支付超过30天，我委将解除协议，收回所授予的广告设施使用权，并扣除你公司履约保证金的全部金额，同时要求你公司赔偿因其违约给我委造成的全部损失。请你公司尽快缴纳。”
北京大学法学院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法学专家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指出：“这种户外广告全部由政府投资建设，再以特许经营的方式将使用权出让给广告商的做法无法律依据。
一位化名孙永的广告公司经理说，他在首都机场附近花了50多万建起一个单立柱广告牌，一年卖给客户600万，其中的60%作为“保护费”被别人拿走，人家承若“保护”一年没事，现在半年过去了，确实没人来查，只是打地基时城管来过，什么都没说就走了。
记者通过一个多月的采访得知，北京市户外广告除去市政管委特许经营的广告牌，没有经过审批而非法设立的广告牌同样很多，这些广告牌主要集中在顺义区的首都机场、新国展区域、朝阳、海淀、丰台等人流集中、交通要道区域。对此乱象，业内人士一针见血地告诉记者：“执法部门有法不依，执法不严，开绿灯，挫伤了守法公司的积极性，也破坏了公平的经济秩序。”
一位法律专家也指出：有关广告的法律法规还不健全，存在着以下几方面缺陷，一是户外广告产权的归属立法：我国目前对公有空间和非公有空间户外广告产权的界定仍没有法律支持，影响了户外广告特许经营的合法性；二是缺乏户外广告管理规划：我国城市一般都缺乏对户外广告的长期发展规划，往往是政府首先任由户外广告随意扩张，发现城市杂乱不堪时开始清理整顿，这不仅加大了政府的执政成本，也损害了户外广告公司的利益；三是户外广告特许经营的立法缺失：我国大部分地区缺乏户外广告特许经营的专门立法，现在有关条款都是依附于一些地方性的管理规定。
那么，北京市户外广告管理何时能规范起来，本报将继续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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