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商业教父的6个“肮脏秘密”
对李嘉诚、何鸿燊、谢国民、林梧桐、陈永栽等香港、东南亚商业巨贾人民总是充满崇拜质感，并称其为财富的“教父”，但是，他们的致富之道也许并没有这么光彩。《亚洲教父：香港、东南亚的金钱和权力》一书便披露了他们“肮脏”的发家史和财富秘密，该书作者为史塔威尔。
“香江第一健笔”林行止撰写评论称，本书不少内容，有待“教父”们自行澄清。
1、“白手起家”的真相
华裔大亨多为白手起家”，这是一个慌言!真正白手起家者，只占其中五分之一。而多数大亨，均在某种程度上靠祖荫或父荫起家。该地区真正发达起来的商人，多为第二代而非第一代。
这些富豪要么本来就家庭出身优越，要么是做了优越家庭的女婿。当然这些富豪确实是通过自己的努力，使原有家庭的财富上了一个新的台阶，但这种努力主要是体现在，利用已有的财富做资本，进行政治寻租。
李嘉诚总是说自己小时候如何穷，怎么没机会读书，实际上，在他为富有的舅舅工作之前，他读过几年书，然后娶了表妹。他开始的生意得到丈人的经济支持。毫无疑问，李是一名商业天才，但他的天才在于他搞关系、做交易的能力。而在自由竞争的环境下，他并没有体现出多少投资、管理的能力。
史塔威尔指出，“教父”们最热衷标榜的“出身草根，童年过非人穷困日子”，说法太夸张、失实;香港大学前校长、现任新加坡国立大学教授、东亚研究所所长王赓武说“我未曾见过一名苦力出身的商贾”，巨富当然更不必说了。王教授为研究华侨社会权威，这句话揭穿了众多豪富为彰显自我奋斗，成功编造“感人故事”故意贬低出身不尽不实的说法。
史塔威尔还曾以此事质疑“对世界局势了如指掌”的东亚银行主席李国宝，李爵士冲口而出，说白手兴家的豪富多得是，比如邵逸夫、李兆基和霍英东，便是从无到有的典型巨贾。史塔威尔不以为然，他指出邵爵士为上海纺织富商之后，李兆基的先辈是顺德成功的银庄主人，霍英东确是无产阶级出身，但他获英国政府奖学金入名校(皇仁书院，因“二战”而辍学)就读--在殖民时代，入读名校学得英语，等于跳出草根阶层、迈出事(职)业成功第一步!显而易见，在政权易手之际，南来的富家子弟大都身无长物，唯他们除了有富裕阶级的基因、童年受良好教育外，还有耳濡目染的“身教”以至广泛的人脉关系，这些都是草根阶层人民所完全欠缺的优势。
2、行垄断之实 不从事出口业
史塔威尔指出，亚洲这些超级豪富在经商上有两个相同的特点。第一是他们大都不是从事“最兴旺”的出口业，因为做出口生意要面对国际竞争，那意味即使订单源源而至、生意大有可为，但利润“普通”，从牟利角度看，做出口贸易尤其是兼营工厂，赚的是“辛苦钱”，而且比较起来是蝇头小利，因此避之大吉，是为上策。第二是他们较有兴趣的生意是港口码头、电信服务、公用事业、赌博娱乐和物业发展，这些项目的共同特点是有专利或只有少数竞争者，因此较易组成卡特尔，进而财源广进。
人们常有的一个错觉，以为香港是一个完全自由化的经济体(弗里得曼认为它是全球经济最自由的地区)。实际上，香港的对外经济(贸易)确实是最自由，但它的内部经济，却一点不自由，地产、公用事业、零售等各行各业都被寡头所垄断。为了阻击零售业的竞争，李嘉诚不让家乐福的运货车进入长江实业拥有的物业地区，打断水电供应。
如果扣除李嘉诚在垄断性资产和操纵市场、内幕交易中获得的利润后，即使加上他售“橙”中获得的巨额收益，他在开放市场上的投资收益，并不比被动投资的收益高。(有意思的是，就像热衷“庄股”的内地股民一样，被李一次次玩弄的香港股民，始终对“超人概念”乐此不疲。)
3、不断改变自己的颜色
有迹象显示，东南亚富豪们的财富地位，和他们的“去中国化”程度上是成正比的：与当地文化融合越深，地位越高。
当然，更准确地讲，他们的财富地位，与他们的“文化本质”并无太大关系，而是取决于他们的适应变化的能力。无论是早期的殖民统治者，后来的民族主义者，还是日本占领军，成功的富豪就是要能够根据政治统治者的变化，不断改变自己的颜色。随着港澳回归，以及近年来中国经济的强盛，越来越多的富豪成了“爱国人士”。
何赌王以二战时与日本人做贸易起家，现在则是知名的爱国人士。一些为了开拓中国市场，尽力要向国人体现自己“华人性”的富豪，实际上华语能力已经很糟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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