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方面越来越多的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另一方面越来越多的城市白领“上山下乡”务农。
这似乎是现实社会的一个缩影。前者的逃离，更多的是因为务农的比较收益低下，“从土地中刨生活越来越难了”。后者的下乡，在国民日益头疼食品安全的背景下，理由也显得尤为充分。
改革开放前，中国农业因化肥等农资的短缺，大体上仍沿袭传统的有机农业模式。后来，受高投入、高产出的“石油农业”（又称化学农业、无机农业）模式冲击，中国农业逐渐对化肥、农药产生了依赖性。
尽管这种模式在消灭饥饿方面发挥了作用，但不得不承认，伴随而来的是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尤其是在并不完善的市场环境下，更容易产生食品安全问题。
新农人的“自救”
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员蒋高明对《第一财经日报》记者说，在国外，尽管生态农业的叫法各异，但是宗旨和目的是一致的：就是在健康的土地上，用健康的生产方式，生产健康的食品，提高人们的健康水平，促进农业的可持续发展。现实中，支持有机农业，保护的不但是自己，还包括家人的健康，也相应地保护了环境。
目前，消费者的觉醒已经使得有机农业有了市场，而且整个市场份额虽然不大，但还是在逐渐增加的。
消费者们中的一部分，已经开始了自我角色转换。
易新鲜生态有机农场的创始人曹岩松对本报记者说，最初承租农民土地，进行有机农场尝试的时候，更多的是为了“自救”。当然消费者除了自己，还包括周边的朋友。
没有有机肥，就不会有有机食物。在有机农业生产基地中，种养结合，是比较理想的生态农业的模式。至于农场本身是“禽粮互助”，还是“稻鸭共生”、“稻田养鱼”都不重要，关键是是否有有机肥料存在。
注重实践的蒋高明，2006年7月在自己的家乡——山东省平邑县蒋家庄成立了弘毅生态农场。弘毅生态农场的土地多为农民不愿意种的涝洼地以及山岭薄地。
目前，既有种植又有养殖的弘毅生态农场已经能够完成自循环。生态农庄的重要光合产物来自大田粮食生产。这部分区域的重点是捕获太阳光能，并固定碳，同时生产粮食和CYE秸秆。如果去掉人工等成本，效益是不明显的。
更重要的是，大田所产生的秸秆再配合粮食，可以用于饲养牛、羊等反刍动物。所产生的肥料，又能够用于生产能源和有机食物，利用反刍动物就实现了秸秆等废弃产物的第一次升值。
再辅以有机食物生产区，不但生产有机蔬菜，还生产有机水果。因为大量使用有机肥，按照国家和欧盟的标准生产有机食品，优质优价，可实现亩收入万元。
此外还有庭院经济区、乡村经济开发区、能源生产区、休闲娱乐等其他功能区。
在蒋高明的实践中，实现生态循环的有机农庄，能够获得比现今农业模式更高的收益。
在他的未来设想中，农业的功能应该是综合性的，不单纯是产业，应该包括但不限于文化、旅游、休闲、养老等多功能。
“中国农业哪怕仅10%的农庄实现有机种养，依靠城里人的自觉消费，就可为国家解决许多诸如环境污染、乡村能源、粮食安全、农民就业等一系列复杂的社会、经济与环境问题。”蒋高明说。
有机农业的风险
节令更像一种命令。农业收获的是来自于大自然的馈赠。这就使得农业，尤其是有机农业，无法摆脱自然束缚。
在生产环节，风险多来自于自然界。销售环节，风险则多来自于市场。对于从事小农经营的农民来说，这是没有办法根本克服的，往往会发生增产不增收的情况。
如今的农业生产模式下，农民利润有限，要依靠提高产量实现增收，还要承受土地污染的苦果和农产品市场价格波动的风险。
就生产型农场而言，沈阳沐诺农场的创始人黄英博对本报记者说，主要的成本包括生产物资、劳动力和经营。
想认识全国各地的创业者、创业专家，快来加入“中国创业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