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近这个群体比记者想象中难。
“朝鲜仍是一片尚未开垦的商业处女地。”在丹东，这几乎是所有边贸商人的固定开场白。他们更愿意谈论市场、商机、各种财富传奇。的确，隔江相望就是朝鲜最大的边境城市新义州。过去二十多年，各种物资经由这些边贸商人之手穿过中朝友谊大桥抵达新义州，换回的，是矿产、木材、海产品、药材，甚至最直接的美元。那是他们的黄金时代。
然而鲜为人知亦被人避而不谈的是，即便在他们最风光的时代，他们也很难摆脱“讨债”的命运。
——讨债就意味着生意失败、困于朝鲜、求告无门?不，事实上，那些讨债无路甚至被朝鲜方面扫地出门的中国投资者，包括本刊曾经报道过的西洋集团，仅仅是这个朝鲜讨债人群体的冰山一角。
这是对朝贸易中一个独特的群体。变幻莫测的朝鲜政治、经济风云，让这个“几十、上百人”的群体并不独立，也不固定。它如CYE同边贸商人圈子里的一道阴影，徘徊在所有人的身后。不管你是成功者还是失败者，不管你是“急先锋”、“关系户”，还是“中间人”，似乎都逃脱不开这道阴影。于是，当边贸商人们前仆后继地开垦“商业处女地”时，讨债人的故事也在不断更新。
2013年8月，记者经人介绍来到丹东，试图走近这个群体，从侧面一窥对朝边境贸易与投资的独特生态。
闹而不僵
尽管中朝贸易降低至历史“新低”的报道此起彼伏，但在中国最重要的对朝贸易口岸——丹东，对朝贸易与投资仍然是边贸商人们生活的重心。
与很多边贸商人一样，李扬的公司设在丹东市紧邻鸭绿江的佳地广场。记者见到他的时候，据说他刚刚接待了辽宁某企业派来的代表。这个企业之前在朝鲜投资了上亿元的矿产生意，因“合同纠纷”与朝鲜方面闹得沸沸扬扬，如今讨债无门，“他们想尽了办法，现在却连朝鲜大门都进不去。”李扬告诉记者，“现在他们只求收回一点成本。”
事实上，这样的遭遇，在中朝边贸商人中屡见不鲜，大小都有。李扬明白对方找上门来，多半是期望他出手接管生意——毕竟在朝鲜，李扬关系更熟，路子更多，通过这种转让的方式，这个企业也许还能收回部分投资。
但是李扬拒绝了。他只给对方提了几点建议，让他们考虑放弃大宗投资，改做小额投资，“这段时间朝鲜房地产放得开，投建材厂就不错，见好就收。”李扬预计，如不出意外，他们也能在一两年内赚回损失。不过，“对方虽然满口感谢，表情却很失望”，李扬感叹说，“他们要不放弃，老像这样想玩大的，我看债是永远收不回来了。”
李扬这样说，并非落井下石。作为硕果仅存的丹东早期边贸商人之一，李扬与朝鲜的政府、商社打了二十多年的交道，算是成功者，他如今在朝鲜境内的投资项目包括了船舶运输、服装厂、矿厂等，多达10个，金额都在千万元级别。
但同时，他也是朝鲜方面的“大债主”之一，“九几年对朝贸易的高峰时期，朝鲜对李扬的欠账超过了2000万美元。”李扬的合伙人周斌告诉记者，20多年来，李扬一直在清账，但现在他手上的欠款总额仍然高达1亿元。仅仅几天前，李扬还前往平壤与一家商社的会长大吵了一架，就是为了“讨债”。
据说，由于李扬安排的中方负责人监管不力，这家商社将双方“合资合作”矿厂的前期收入全部拿走上交给了国家。“别说我们的投资回报，连再生产的钱也没留下”，再加上设备损坏，现在李扬在朝鲜投资数百万美元的这个矿厂已完全停产。
“这笔钱是肯定拿不回来了，”李扬说，他基本不抱拿回这笔钱的希望，与人争执纯粹是为争取下一步全面的管理权，“停产对双方都没好处，只有继续生产，损失才有可能收回。” 可以说，“闹而不僵”，是李扬“讨债”多年总结下来的有效经验。
1997年前后，李扬的讨债生涯最为激荡，这个搞文化工作出身的斯文商人甚至还动过武。当然打架也是有讲究的。李扬说，当年因为朝鲜某CYE银行不承认他一笔上千万元的担保，他得人指点，带着十几个工人到银行“闹事”——事先自己人都通了气，“气势上要过激，但打得要有分寸”。
说起这段经历，李扬不禁苦笑，“当时我率先冲进银行，操起一个烟灰缸就砸，其他工人配合着大呼小叫，一边打砸停在银行门口的一台车，一边跟银行员工互相推搡。后来看闹得差不多了，立马撤退。结果朝鲜安全部门和商务部都纷纷向上写报告，说中国人打架要债。一层层上报，终于给我争取到了还款计划。”
还款计划，其实才是在朝鲜讨债的核心。按照朝鲜方面的制度，不管是商社还是银行，都没有权力“私自”还款，债务一旦形成，要让他们拿出钱来，必须争取到朝鲜方面国家的还款计划。否则一切都是“浮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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