截至发稿，案件仍在侦查中，具体操作此案的翠苑派出所并未透露案件进展，但张建、李明等已被取保候审。上述接近李明的人士表示，“就张建而言，涉案金额仅500元，情节不算严重。”
对于像支付宝员工盗卖用户信息案，江苏一位网警也表示很无奈。“作为警方而言，目前此类案件只能往"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罪"上靠，但此罪造成的影响很难被认定。公民个人信息被泄露，对于公民个人而言，究竟造成了多大的损失，很难被量化。在对犯罪嫌疑人的罪行认定中，警方目前一般是以犯罪嫌疑人贩卖信息的条数来认定情节严重与否。”
1月2日晚间，取保候审在家的张建对本报表示，在警方正式处理意见出来前，他本人不愿再提及此事。
隐秘产业链
与张建从事类似品牌推广和运营工作的电商资深从业者徐巍，自己在淘宝网上也代理了几个内衣品牌的销售。在他看来，“做电商就是做数据！”
据徐巍介绍，随着电商的发展，客户精准定位越发重要。大多数做电商的人，尤其是做到一定规模的人，都会购买数据。这些电商从业人员会选择一些付费的“情报工具”，如由上海某公司开发的“情报通”。以情报通为代表的数据软件，主要通过搜索引擎、数据库等技术，对淘宝店进行数据分析，比如你店铺的竞争对手做了哪些直通车广告，用了哪些关键词，效果如何，以及行业分析、店铺分析、宝贝分析、买家搜索等，软件都可以提供。通过使用这类软件，电商从业人员可以获取竞争对手的数据，以作为调整营销策略和产品定位的参考依据。“我用的情报通，一年的年费是5万元，数据对电商而言，太重要了。”徐巍称，这些付费的数据软件固然重要，但依然无法企及消费者的个人信息资料。“举个例子，比如我是卖女性内衣的，如果我手上有一个数据库，得知喜欢在网上买内衣的女性消费者，她们购物的频次如何，价格区间如何，消费规律如何，喜欢什么品牌，等等，如果知道了这些信息，我就可以提炼出更多的信息，以调整店铺战略。如果再知道了她们的手机号码、电子邮箱、家庭住址等，我甚至还可以向她们定向群发短信、邮件、直邮DM等，她们都是精细化营销的潜在消费者！”
徐巍称，作为电商从业人员，他最需要的就是这样的精细化数据，但苦于没有门路，只能退而求其次地付费使用情报通等数据分析软件。
上述接近李明的人士表示，李明离职前从支付宝下载的数据多达20G以上，只要通过一些软件录入数据库再予以专业分析的话，基本上可以将所有支付宝、淘宝用户的消费习惯尽收眼底。“这些用户信息，都是可以带来钱的，可以变现的。”
不过，上述支付宝内部人士表示，“我们也不知道这20多G具体是什么信息，甚至究竟有没有20G这么大，我们也不知道。”该支付宝人士还表示，李明团队所盗卖的数据，至被用于其个人牟利，目前还没有被他们传到网上，对社会不构成公共性的危害。
尽管李明等盗卖的公民个人信息没有大面积被传至公众网络，但以锦江之星为代表的一批快捷连锁酒店的住客信息，在今年10月便被公开，甚至公民个人的开房信息等隐私，都在网上可被公开查询，甚至有人在美国新泽西州注册了一个网站，可供网民公开查询他人在锦江之星的入住记录。目前，国内用户已经无法访问该网站，但数据包依然在百度云可被公开下载至个人电脑。更早之前，京东商城、当当网的注册用户资料泄密事件，亦闹得沸沸扬扬。
2013年11月，网上惊现一位出售真实QQ、微信用户资料的信息，信息内容高达90G，涉及8000万个微信群和15亿QQ用户，标价为400元。卖家宣称，其出售的资料囊括市场所有行业的最新最全的活跃QQ用户，同时已经按行业、产业、年龄、性别等分好类，还可以针对单个QQ、微信账户，查询到具体的姓名、年龄、社交网及从业经历等。腾讯在2013年11月21日发布公告称，用户资料泄密是2011年的问题，当时便已经进行了安全升级。淘宝网方面则接到了腾讯的协助请求，将网上贩卖资料的信息处理下架。
上述网警介绍称，在电商领域，的确存在隐秘的客户资料黑色产业链，在“黑市”中，用户资料的价格按照“行规”是以文件大小来销售的，打包文件大部分是上百兆的大小，含有几千条信息，一般价格是几万元不等。其中，最值钱的是电商的用户资料，可以按条数来卖，一个经过精细分析的“数据包”甚至可以叫价百万元以上。买家的目的各自不一，有人是用以信息诈骗，有人是买断竞争对手的全部用户资源，有人则是为了给目标客户发送广告。“这种产业链主要集中在电子商务发达的地区，比如杭州、上海、深圳等地。”
浙江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的网络传播学者副教授汪凯认为，“中国法律上对于公民个人隐私权的保护一直都比较薄弱。以往谈及公民个人隐私，常常与名誉权一并被提及，但在电子商务发展迅猛的当下，隐私权其实已经成为了一种产权和一种精神财富，尤其是消费隐私。有谁愿意自己何年何月何日何时花了多少钱偷偷买了一盒事后紧急避孕药被天下皆知呢？”
汪凯表示，防范电商再出用户资料泄密事件，除了电商公司积极开展商业伦理教育，建立内部稽查部门及时监控外，国家层面还根据新时代的新变化，出台相关法规，对公民网络隐私予以明确界定，并加大网络获取、公开、买卖公民个人隐私等新犯罪形态的打击力度。
陈良亦表示，国家层面对隐私权的重新界定，在网络时代更应该有“新的说法”，司法体系也应该加大对利用公民网络隐私从事牟利行为的打击力度。
想认识全国各地的创业者、创业专家，快来加入“中国创业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