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业路崎岖
不过，医生们“理想国”的创业革命，注定不会如此简单地到达成功彼岸。卓正儿童保健中心的钟乐医生说，她不擅长处理繁琐的行政管理，打点上上下下的关系，所以加盟卓正是她最好的选择。相比之下，如果要像于莺或者朱岩那样自己创业，就要寻找合适的合作伙伴，吸引足够的资金，处理方方面面的困难。
很多有才华的医生，都曾进入过一些民营资本早期投资的医疗机构。毕烨在哈佛大学读完医疗管理以后，曾经试图承包公立医院的科室，又担任过三家民营医院的高管。她说，以前的那种创业模式并不符合她的理想。
“公立医院的院长并没有跟你合作的意愿。至于民营医院，有些完全可以用唯利是图来形容。它们跟医生创业时所考虑的不一样，它们可以纯粹为了钱，而不去考虑患者。”毕烨对记者说。
而于莺在离职之后，也有很多民营医院找上了她。于莺没有接受那些邀请，因为她觉得做一个非体制内医院的高管，不足以让她有机会实践自己对医疗的理想。另外，有些在私立医院有过经验的医生告诉她，资本家也有缺点，譬如多年不给医生涨工资。
独立开设医疗机构的路途并不平坦。于莺曾去过台湾考察，相信海外的全科医生、家庭医生的模式可以解决中国的医患关系问题。于是她希望在北京开办全科医生为特色的诊所，但走一趟申请程序下来，却发现中国大陆的卫生管理，对医疗机构有着各种让她意想不到的限制，譬如为相同性质的医疗机构划定硬性的设点距离限制。
朱岩说，如果这些不合时宜的规定能打破，那个巨大的潜在医疗市场马上会被打开。4月1日，深圳市卫计委宣布，废止“新增基层医疗机构(主要是诊所和门诊部)之间要按照《深圳市医疗机构选址指导意见》的有关规定保持一定的距离，避免服务半径重叠”的条款。这意味着，今后新增医疗机构将不再受距离的限制。
在移动互联网领域，医生们的创业看起来更加便利，不过也不乏暗礁。
前年，刚刚从美国归来的张遇升，向他的师姐于莺请教创业的方法——当时的于莺正沉迷于一本国外的病历总结书籍，提出了为医生们开发手机病历的方向。结果，杏树林病历夹后来成为了张遇升团队最核心的产品，据称目前进占了国内大约两成医生的手机，朱岩和于莺都在使用。
“我觉得病历夹，最核心的价值是，给医生带来了自由。医院以前也有电子病历，但是医院的电子病历和病历夹最大的区别就是，医院的电子病历是给医院用的，医生要使用有很多不方便的，所有的资料你带不走。”
张遇升说，医生们平时对杏树林病历本的使用习惯，大大影响了这个APP的发展进程，这个APP开始时让医生用手机打字记录，医生只管对病历拍照(后台数据由杏树林团队处理)就行。这些移动病历对朱岩们的最直接意义，是离开体制的医生们可以继续从事病历收集和临床研究的工作，使原本属于传统医疗体系、各有山头的病历数据资源，逐渐成为了可以用作独立项目开发的宝贝。
《21CBR》记者走访的一些创业医生也明白这一点，不过，他们也向记者表示担忧：一旦公立医疗体系察觉到这些新的研发模式或者商业模式的威胁，未必不会使用行政手段加以打压。
按照很多医生的说法，医生之所以比一般的产品开发者更有资格在医疗创业的领域大展拳脚，是因为他们长年积累着医疗领域的核心数据，大量的临床经验。欧阳晨曦就是一个累积丰富的医生，他根据临床经验去钻研人工血管，不过也曾遇到各种非议，譬如有同僚质疑他是变相代理医疗器械产品，或者说他“不务正业”，影响他在医院里的职称评定。
欧阳晨曦明白那种作为特别一员的存在感。他对记者说，在中国还没看到一个很成功的一个案例——像他这样既从事临床医疗，又从事医疗创业的人。更多的医生，离开了医疗系统就是彻底地离开。
“我觉得自己还是有创业者的性格。我研究人工血管失败了很多次，但我不甘心，我喜欢有挑战性的事情。”接受《21CBR》记者采访那天，欧阳晨曦正忙于参加CCTV的一个创业节目，“经过几年坚持，加上地方政府的支持，其他人才开始意识到我真的在做一个医疗器械的开发(而不是私饱中囊)”。
医生创业面临的政策局限还有很多。社会办医疗机构，目前都受困于无法纳入医保的问题，这使他们难以服务那些非高收入的人群。实际上，于莺也曾考虑过提供上门医护、相对廉价的医疗商业模式，但她很快碰到要为旗下医生申请出诊资质的问题——这也是困扰中国“多点执业”，以及家庭医生模式难以开展的重要原因。
线上医疗也是一个有政策风险的领域。毕烨说，她所创办的爱丁医生APP，可能是中国唯一一个具备线下医学实体的APP产品，在APP上收集并指导用户的日常习惯，在线下开发就诊和随访的业务，目前在上海有一家面向白领阶层的医疗支持中心。
她坦言，这种业务涉及到远程会诊，而中国对这个领域还没有明确的政策，“在体制下面，跑得太快就很容易被打。”她说。
最现实的，也是医生创业的更大挑战，是创业者如何吸引公立体制的医生，尤其是资深医生加入他们的创业阵营。于莺和朱岩近来正致力于招徕大约十年工作经验的资深医生。如此一来，300到500元的挂号费才能满足这部分医生的收入水平，以及求诊者对医生水平的期待。
于莺说，医改是否动真格，将会直接影响到这批医生的决心，因为很多医生还是不舍得事业单位的铁饭碗，或者对药品提成等收入有所留恋，“希望高薪水能够让你不需要再在门诊里为开药而琢磨。如果你不去尝试(离开公立医院的体制)，那你永远都摆脱不了灰色的尴尬。”
在深圳，已经有来自北京和广州的医生加入了朱岩合伙投资的卓正医疗团队。在微博上，一些年轻的医生会向朱岩表达他们对现实处境的不满，求解自己作为医生的未来。对此，于莺的观点更加现实一些。她说，总有一天，各种条条框框会被慢慢瓦解，从深圳开始，一路瓦解到北京。
现在，于莺已经是社交媒体上创业医生的头号标签。她曾经的同事朱岩，也在逐渐累积起微博上的粉丝。在创业的过程里，医生们开始有意识地品牌化——当不再享受三甲医院的科室“权威”，以及汹涌的病患流量，他们更需要通过社交媒体来让病人、投资人和业界认识自己。
“对于投资者们来说，他们都觉得医疗是一个朝阳产业;对于我们来说，这个领域确实需要很多创新，去解决实际存在的问题。最后，在中国的医疗体制里面，医生肯定是一个最核心的人群，企业也好，保险也好，病人也好，医院也好，最终运作和开发都要落实到医生的身上。谁能够抓住医生的资源，在未来肯定是有价值的。”张遇升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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