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升昌：银行“祖父”的盛衰史（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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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学大师马克斯·韦伯曾经断言，中华帝国的社会环境和文化土壤不可能诞生出资本主义。然而，明清时期纵横海内的山西商人，差一点就打破了这一预言。他们创造出中国商业的奇迹，“日升昌”票号就是晋商发展到顶峰的标志之一。当时的山西票号，建立了令世人瞠目的金融帝国。票号的治理结构，几乎会让今天的股份制公司也感到逊色三分。票号云集的平太祁三县（平遥、太谷、祁县），地位和影响犹如当今的华尔街。但是，日升昌终究未能脱胎换骨变成近代银行，这似乎又在验证着韦伯的说法。日升昌，堪称中国传统企业的一个缩影。
“现代银行的乡下祖父”
从明代开始，晋商就已经扬名天下。从余秋雨的散文《抱愧山西》，到成一的小说《白银谷》，再到电视剧《乔家大院》，唤起了人们对晋商昔日辉煌的追忆。实际上早在这些文学作品进入大众视野之前，金融史专家和商业史专家就已经对晋商和票号有着多方面的探讨。据说，西方的金融专家把山西票号的首创者日升昌称为“现代银行的乡下祖父”。这句名言出自何人已经无从查考，但是，在英语中，把票号翻译为“shanxi bank”却是千真万确的。沿着历史长河追溯日升昌的兴衰，会发现许多既有趣味又值得思考的事情。
晋商的兴起，得益于明代的“开中法”。所谓“开中”说简单点，就是政府实行食盐专卖，用供给商人的“盐引”（就是现在的专卖指标）来换取商人向边境要塞运送军粮，商人又用马和铁换来食盐，再把茶叶丝绸运到北方换马。一担担食盐贩向各地，一车车粮食运到边疆，一群群马牛转卖关内，一箱箱茶叶运销塞外，随之而来的茶马贸易兴盛起来（茶马贸易的内涵不仅仅是以茶易马，而是强调这种贸易的农牧边贸性质）。《乔家大院》的真实开创者，就是一个从当铺伙计起步、进行这种茶马贸易而发家的祁县人乔贵发，他在包头开设的商号复盛公，是包头城的奠基者，从复盛公开始，包头渐具规模，并引出了一句广为流传的俗语：“先有复盛公，后有包头城。”
创建了包头城的复盛公只是晋商的一个缩影。在明清两代，北到莫斯科和海参崴，南到河内和加尔各答，东到大阪和长崎，西到喀什噶尔和伊犁，到处都留下了晋商的足迹。仅在中俄贸易重地恰克图一城，晋商就有著名商号30多家。按照清朝人的记载，“所有恰克图贸易商民，皆晋省人。”日升昌的故事，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发生的。
由颜料坊走出的金融巨头
凡是看过武侠小说的读者，都对“镖局”有个大致印象。明清时期，流通的主要货币是白银。做生意尤其是大笔生意，成千上万两白银，运输风险极大。当时又没有现代化的运钞车和全副武装的警察，于是，镖局的业务红火起来。无论是带大量银子的商人出门，或者带着赚来的银子回家，都少不了镖局保驾护航。但是问题也就接踵而至，在太平盛世走镖，面对的只是些小打小闹的蟊贼，一般不会出大乱子。但是中国的太平盛世过于稀缺，呼啸绿林的土匪和打家劫舍的强盗，极大地增加了货币运输成本。按史书记载；“盖沿途不靖，各商转运现银，时被劫夺。虽有保镖武士，一遇多人，则寡不敌众，运转于是不灵。夫银钱之收交，关乎商家之信用。乃萑苻多盗，梗塞路途，银钱之收交爽期，商家之信用将堕，为各商所深忧。”这一背景下，商业汇兑就被精明的商人盯上了。日升昌就是这样诞生的。
山西平遥县达蒲村有个生意人李正华（也叫李二梅子，还有资料说叫李大全），继承了家业，经营颜料，家传有一座名叫西裕成的颜料庄，主营铜碌，在北京、天津等地都有分号。他有个朋友，赚了一大笔钱，但当时兵荒马乱，这个朋友不信任镖局，就给李正华提出，把他的钱存在西裕成的北京分号里，再由李正华出具票据，回到山西平遥的西裕成总号去兑现。当时，西裕成的掌柜是雷履泰，他受这件事的启发，看到了里面的商机，极力劝说东家干脆放弃颜料生意，把颜料庄改成票号，借助于历史上的交钞经验。进行银钱的异地汇兑，以收取汇费获利。当时把汇费叫汇水，大大低于保镖运送费用。由此，日升昌正式诞生了。
票号的最初成立细节，今天已经模糊不清了，我们暂且不去管它，甚至包括日升昌的开业时间，不同资料也有多种说法。出身于山西平遥，以治学严谨著称的当代学者侯外庐，在他的《近代中国社会结构与山西票号》中记为1796年；民国时期专门调查研究山西票号的范椿年，在《山西票号之组织及沿革》中记为1797年；而同为民国学人的郑孝燮和任致远，在他们的《名城平遥专题考察研究报告》记为1824年。具体时间，只能由专家们去考证了。因为雷履泰生于1770年，考虑到他的学徒出身和掌柜经历，恐怕1824年的说法比较接近情理。今天的山西学者，根据相关史料和碑刻推算，认为日升昌的成立时间在嘉庆二十四年之后，道光十八年之前（1809~1838年）。
取名日升昌的寓意，是期望票号生意如旭日东升、繁荣昌盛。平遥日升昌总号的对联，也显示出这种气派：“日丽中天万宝精华同耀彩，升临福地八方辐辏独居奇。”很快，日升昌就以令人难以置信的速度发展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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