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顿饭吃得有点累。

这是几个私交甚笃的温州实业创业者的聚餐。话题以最近最热的浙江信泰集团(以下简称“信泰”)老板胡福林开始。“前段时间信泰‘间歇性停业’，现在刚刚开工，据说胡福林的办公室外、家里都有保镖，自己身边还有贴身保镖，国家此时愿意给他资金扶持了，要多少贷多少，情况和几个月前大相径庭。”在座的一位创业者说到。

让大家扼腕叹息的是，政府救信泰是“政治意义大于经济意义”，信泰的商誉完了，做外贸这点最致命，而信誉也是温州人最骄傲的资本。他们几乎都与胡福林打过一些交道，公认他是个很有魄力的创业者：从小作坊到工厂，从贴牌到品牌，和大家的普遍路线一样;只有他做到了全国驰名商标，又让人不得不佩服;他花6个亿大举投资光伏产业，虽然激进得过头了，但却为温州实业家们打开了一扇窗，谁没有几个激进的梦想呢?

一位前几年从事过眼镜行业的创业者说，“最近这个事儿太敏感，我们不敢乱说，毕竟胡福林是长辈。但是有一点，我看媒体上没有写到：信泰这家公司本来计划下半年要上市的，怎么前一天要上市，现在就要倒闭呢?上市公司就是要挣钱的啊!信泰的财务很可能有问题。说实话，两年前行业就有人觉得信泰危险，现在出事都在预料中。”

温州是中国的实业聚集地，挤满了野蛮而独立成长起来的民营企业。最早一批是“柳市”八大王时期，被人们称为“刁灵精通达”的生意人，之后皮革、眼镜、鞋服、打火机等行业兴起，开始被誉为“中国低压电器之都”、“中国鞋都”、“中国纽扣之都” ”。实业太多，所以惹眼，很多温州人觉得针对这次跑路事件，大众的想法有些“偏左偏右”，全中国都有实业家跑路的现象，只是很多案例没有被拎出来，温州人购置房产参与炒房的名声在外，但这里的企业都是多年积累自力更生，如今为世人所诟病，不公平。

但实业家们还是忍不住侃到宏观经济，本来就关注经济的他们比以往更为敏感。“我看年底还会有更乱的情况。”一位创业者说。这并不会完全打击他们做投资的积极性，一位不久后将上市的服装品牌管理层人士还在琢磨着投资，他认识“唯品会”的创始人之一沈亚(详见《创业邦》杂志10号封面文章《电商异类》)，对这小子投资互联网的经历很感兴趣，他也考虑把钱投到电商上。

唏嘘之后，大家各自散去，太阳照常升起，而他们依旧如履薄冰。如果时间倒流，他们还会以实业起家，还会将人生的几十年花在工厂中，扎扎实实地奋斗。但无论是人为因素还是大环境影响，事实摆在那儿。他们已经陷在实业与投资的漩涡中。

温州制造：好日子已到头?

魏明的业务已经做到全球前三名了。他创办的温州蓝道包装(以下简称“蓝道”)主要生产眼镜的包装、眼镜盒以及可以固定或挪动的各种眼镜展示道具等。温州的区域性实业聚集地很多，例如这里有“中国低压电器之都”、“中国汽摩配之都”，从这点来看，魏明的故事很典型。他家在“印刷之乡”苍南县，魏家房子有四层，一层放机器，二层以上用来吃饭和睡觉，老爸、兄弟姐妹“总动员”，后来还注册了个工作室。由于家家户户都做印刷，这里形成了非常周全的产业链，涉及到印前、印中、印后几个大环节，作图、制版、印刷、装订，每家都很擅长。1992年时，他家的年收入是两万元左右，过得还不错。

区域经济有个优势，干出名堂之后，四面八方的订单都会冲着这里来，村里有专人负责跑业务，之后分工给每个家庭，越专业化成本越低。但他家又有些不同，最早没有电脑，印刷的制版需要手工画出来，外公是书法家，家里保持了练字的传统，他们通常都是自己写字拿去做成版的。在丝网印刷流行的时代，魏明有个亲戚在中国丝网印刷协会做理事，嗅觉稍灵敏些的魏家开始购置新设备，乡亲们发现效果不错，也开始引进机器，村里逐渐出现了价格落差;之后弟弟到外地上高校学会用电脑，就在家用电脑制版;各家各户又有了第二次细分，有人专做PVC膜的包装，有人专印笔记本，魏家选了最冷门的，做眼镜上面标度数的贴纸和吊牌。

这小玩意的利润能够超过100%，“比较偏门，完全没有竞争，因为别人都觉得不值得做。一张四开纸里面印满了吊牌，每个吊牌卖将近一毛七，成本只有几厘。家里有三台印刷机，日夜不停地印，给我的感觉就是在印人民币，然后赚到的钱会放在枕头底下，这里最安全。”

后来魏明引入其他几个股东，决定进军温州，订单一部分交给靠得住的外贸公司负责，另一部分自己做贸易，这样还掌握定价权。在温州大厦租了个办公室作为办事处后，还招了几个销售人员;到后来，他决定干脆重新在温州设工厂。这一步有个既实际又有点可笑的理由：离客户近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工厂需要制度，但是村里的工人都是乡亲，大家管他叫小魏，他也称人家为阿姨、大姐、叔叔，大姐们的工作时间完全无法规律，该照顾孩子了就回家做饭抱小孩，没事了再过来，最后导致订单总是没法交期。这个村子里都是基督徒，气氛祥和，在这样的环境里很难做正规的工厂去量产。

对所有实业家来说，从作坊到工厂是必经之路，都要经历从零开始组合各种资源的阶段。魏明的生意有几次订单的陡增，购买设备替代手工是一次，找到销售人员是一次，再就是搬到温州这一次，正式告别小作坊经济，迈向工厂模式。而他最头痛的制度问题在挖来一位曾经在国企任职的副总之后初步得到解决，他自己还去参加了市党校举办的“厂长经理培训班”。由于不愿被约束，曾经和自己拜把子的几个兄弟相继离开，制度总算建立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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