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被定格的群体。
他们之中，75.1%的人主观感受到沉重的压力，压力源头来自于业务绩效、社会环境和企业经营等外部的过高要求，抑或职业晋升、薪酬回报与工作自主化等个人无法满足的资源需要。
他们之中，86.8%的人展示出高水平的心理资本，练就了优于常人的心理应对能力，既纵横捭阖，又忍辱负重，代价却是快乐与巅峰体验的丧失，病假天数同比增长44%，医疗费用支出同比增长200%，并且出现高抑郁倾向的人数比例与2010年同期相比增长了近一倍。
他们之中，78%的人都不曾流露出职业枯竭之态，对事业高度认同而又目标明确，但却像依赖于运转速度的陀螺，挣扎在高强度的工作负荷中，时刻面临着活力丧失、价值坍塌的冲击。
他们是2011年度中国高级经理人心理状况调查关注的主角，是当今企业、组织中无可替代的角色。
他们有着共同的名字：高级经理人。
2011年度中国高级经理人心理状况调查报告，主要通过将《财富》（中文版）回收的高级经理人调查数据与中国在职员工平均状况进行对比和分析，目的在于更好地揭示2011年高级经理人群体的心理特点及变化趋势（见图1）。
他们感受着高度压力，以健康和经济损失为代价
入夜后，办公大楼依然一片灯火通明。面对着年终考核指标上金灿灿的A，何总却感到无助而乏力。一年的辛苦，终于换来了不菲的业绩。他主管的部门会获发高达上百万的奖金，但如何向下公平分配，却是每年都着实令他头痛的问题。而且正因为不错的业绩，明年他将得到提升，并被派往东南亚某国负责新公司的筹建。当年，从东北到北京的时候，他就与爱人有过“协议”，爱人一起迁到北京后，他们就再也不分开了。可如今，他面临着再次“违约”。即使妻子同意，已读小学的儿子也不可能再随着他游走四方。“我多希望一切能像演员走平衡木一样那么容易！我甚至渴望自己生一场大病，能躲过这次年终考核。”
调查中，关于“压力状况”一项的结果表明，多达75.1%的高级经理人主观感受压力大。压力使得61.3%的高级经理人“工作效率降低”，55.7%的人“产生消极情绪”，并由此引发直接的健康和经济损失。2011年，高级经理人请病假天数同比增长44%，医疗费用支出同比增长200%。
首先，从“压力状况”这一维度来看，我们侧重从压力主观感受、心理压力和身体压力三个分维度进行考察。
调查结果显示，与中国在职员工平均水平相比，本年度中国高经理人群体主观评估自身压力水平较高，75.1%的高级经理人主观评价自身压力水平处于较大、很大或极大（见图2），比中国在职员工的压力感受平均水平高出了17.2%，说明高级经理人群体主观评估到的压力较常人更大。压力主观感受，是指个体对各种压力总体感受的主观评估，这种压力感受的程度，可能与其实际压力大小不一致。
在压力带来的影响方面，相比于中国在职员工的平均水平，高级经理人的心理压力相对较高，而身体压力则相对较低（见图3）。心理压力，是指压力使个体在心理方面造成的反应，即因为压力而造成的心力耗尽、难以放松等心理反应；身体压力，是指压力对个体身体方面造成的反应，即因为压力而造成的睡眠问题、饮食问题、身体疲惫等身体反应。也就是说，由于社会角色和工作岗位的重要性，以及高强度的工作负荷等压力，高级经理人比普通员工更容易从主观上感到强大压力，并产生心力交瘁、无法放松等负面的心理状态；但同时，由于高级经理人拥有更好的经济基础、医疗条件和更有效的减压手段，压力在其身体反应方面所造成的如饮食不好、睡眠不良等实际影响，并不高于普通员工。
不容忽视的是，高级经理人的身体健康问题仍然亟需引起我们的重视。平均每位中国高级经理人在2011年下半年因生病所请病假的天数约为0.72天，同比增长44%（2010年下半年为0.5天）；而在医疗费用支出方面，2011年平均每位高级经理人支出多达1,400元，同比增长200%（2010年仅为460元）。
压力对高级经理人工作和生活方面的负面影响，主要体现在“工作效率降低”（61.3%）、“产生消极情绪”（55.7%）、“出现失眠和其他睡眠问题”（53.4%）和“对工作缺乏兴趣”（43%）。
为了减少压力对自身带来的负面影响，高级经理人最常使用的减压方式是：“听音乐”（41.1%），“看电视或电影”（32.1%），“与亲人或朋友在一起”（30.4%），“阅读”（24.5%），“慢跑或散步”（23.7%），“睡觉”（22.4%）等，这一结果与2010年同期调查结果相当，表明这几种手段在高级经理人群体中，已经逐渐成为比较有效和受欢迎的压力缓解方式。与此同时，仍然有一部分高级经理人会采用“吸烟”（9%）、“喝酒”（8.8%）等不健康的方式缓解压力。
与2010年相同，“做心理咨询”这一在西方发达国家已经被普遍应用的科学应对方式，在中国高级经理人群体中仍然极少被采用（仅占0.2%）。这一结果说明，与大众心理健康相关的行业在中国的发展和广泛应用，仍有待积极探索。
从不同性别的高级经理人的压力状况来看，男性高级经理人的压力主观感受水平更高，但女性高级经理人的心理压力和身体压力水平则高于男性，即压力对女性高级经理人群体身心方面造成的负面影响更大。在不同年龄方面，36~45岁高级经理人的压力主观感受水平最高，26~30岁高级经理人的心理压力水平最高，31~35岁高级经理人的身体压力最值得关注；55岁以上高级经理人的压力感受以及压力对身心造成的负面影响均最低。随着每周实际工作时间的增长，高级经理人的压力主观感受水平及压力对身心方面造成的负面影响都相应升高。
他们缺乏积极情绪，却能调控消极情绪
极度自信的Sean，是公司里连续三年业绩最佳的销售总监。每年的年休，他都会选择一些潜水、冲浪等极限运动。只有在这时，他才能获得一些短暂的快v过程中那种满负荷的运转、无数次谈判桌上的心力交瘁，以及和家人的聚少离多这些客观情况消磨殆尽了。但我还是会安排庆功会，和团队一起‘high’一下。我必须坚定地带着大家往前走，因为时间同样也没有留给我太多去消沉的余地。所以，我把幸福生活解释为：‘有真正值得体验的烦恼与忧虑的生活’。”
调查中，在“情绪状态”方面的结果表明，相较于一般员工，繁重持续的工作状态和诸多方面的压力使得高级经理人群体不容易产生兴奋、欣喜等积极的情绪体验，但由于工作角色的需要或自身拥有一定的工作经验和心理应对能力，高级经理人也比较能够妥善调控消极情绪。
值得注意的是，高级经理人2011年度出现高抑郁倾向的人群比例同比增长了近一倍。
在“情绪状态”方面，调查主要从积极情绪感受频率、消极情绪感受频率及抑郁倾向水平三个方面进行考察。结果显示，相比于中国在职员工的平均水平，高级经理人群体感受到的积极情绪更少，消极情绪水平则基本相当（见图4）。但值得注意的是，较2010年同期调查数据，高级经理人2011年高抑郁倾向人群比例（1.5%）增长了近一倍（2010年为0.8%），这种增长趋势值得引起足够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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