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各取所需”的基础上，经过近些年的合作，中外方在项目中的地位也在发生微妙的变化。
在骆玉鼎看来，中外合作办学大约可以分为四个阶段。自1990年代中期开始，中外合办项目在中国生根发芽，那个阶段，合办项目对国内的商学院教育有很大的促进作用，对中方院校而言是一个引进、吸收、提高的过程。
到2005年以后，国内商学院间竞争开始逐渐激烈了。骆玉鼎认为，第二个阶段可以称之为“品牌竞争”的阶段，各个商学院的学费与生源都出现了分化。不少商学院认为自己的品牌力不足，因此希望通过中外合作来“借品牌”，以此增强竞争力。
到了金融危机之后，国内商学院迎来了树立自身品牌的好时机。一方面，国外商学院的“架子放下来了”，另一厢，中国经济的表现仍然比较抢眼，国内商学院的品牌得以提升，且获得国际认证的数量越来越多。到了这个阶段，国内商学院的重点是打造自己的品牌，从这点看，“侧重做双学位或中外合作项目，意义就没有那么大了。”骆玉鼎称。
在他的心目中，国内商学院正处于第四阶段的临界点，即中国商学院携手国外商学院“走出去，通过互设海外校园、学分互认、资源共享等方式把中式商学教育扩展到海外去”。这样不仅能为出海的中国企业提供本地化服务，也能为跨国公司培养中国通。骆玉鼎对此表示出很高的期待。
文化冲突
相比于一般的MBA项目，中外合作项目从发起、设计到招生、运营，都显得颇费周折。
浙大MBA教育中心主任寿涌毅对此感触颇深——他全程参与了浙大管院与加拿大麦吉尔大学合作的“制造与供应链MBA”项目的设计，该项目的筹备期长达两年。
“双方磨合的难度很大，前期沟通是个非常花精力过程，”他说道，“我们几乎每两周都要开电话会议，为了这个项目我还专门飞到加拿大两次。”
在采访中，几乎每家商学院都承认中外合作项目的挑战不小，不仅耗时耗力，还容易产生意见分歧。以浙大管院的“制造与供应链MBA”为例，由于是双学位项目，学生必须同时符合两所院校对于入学和毕业的要求，重新整合的课程也必须得到双方认可，达到两所院校对于质量的要求。用寿涌毅的话说，这个项目中每一门课的课程大纲及教授都要先做考评，需要得到双方院校的逐级批准，因此“我们需要非常仔细地设计课程中的各个环节，前前后后花了两年。”
再比如，一些商学院授予学位的前提是要求一定比例的课程由自己的老师来上，这同样会给合作带来障碍。“打个比方，如果双方都要求原先课程中的60%由自己的教授来上，那么学生要拿两个学位就变成至少要上120%的课程，比原先的最低学分要求高了不少，这也是一个难题。”上海交大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院长周林称。
双方的合作尚且难以协调，三方或多方的合作就更加艰难。眼下，浙大与法国里昂商学院、美国普渡大学合作开办了“全球创业MBA”，结果发现，不仅中方与外方的教学体系有很大差异，美国和欧洲商学院之间本身也存在隔阂。
“就拿入学标准来说，中方、美方与法方的要求各不相同，会有很多细节甚至一些原则性问题的冲突，如何处理变得很棘手。”寿涌毅称，“好在我们有着非常好的互信，还是可以通过交流来解决这些问题。”
在此基础上，中方院校通常看重的是合作项目对自身影响力、知名度的提升，给同学和校友带来的价值，以及对自身教师在科研、教学领域的提高等。厦门大学管理学院院长沈艺峰认为，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往往在第一年和第二年很困难，但等大家建立起互信机制后，项目的推进就会顺利很多。“许多院校与外方的合作是断断续续的，因此会出现沟通难题。只要连续做几年，许多沟通就不是问题了。”
可以说，合作办学需求很热，但如何度过磨合期，是摆在这些课程设计者面前最现实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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