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担保业摸爬滚打了6年的陈生又回到他多年前的老本行，他的新身份是某股份制商业银行法律部门负责人。陈是去年底转行的，“在目前的气候与环境下，这个行业的很多人不得不另外找饭吃了。”

华鼎、创富昔日的广州总部办公场所已经人去楼空，其背后巨大的资金缺口成了让银行、地方政府纠结的难题。

广东掀起了对融资性担保公司的全面风险排查。信用担保业，在演绎了短暂的中国式快速野蛮生长后，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深寒季节：银行在全面压缩与清理银担业务的同时，对其存在的必要性提出全面质疑。这样的质疑甚至扩展到政府与学界层面。

另一方面，中国担保业发展10年来风险与收益不对等、正规业务利润空间狭小等盈利与发展模式问题一直没有解决，过于依赖银行信贷与资源的生存模式下，不得不剑走偏锋。

银行全面断粮

协助稽核、风控部门排查所有的通过银担合作方式发放的贷款，这成为陈生“改行”银行以来的一项主要工作，“我是干担保出身的，基本上一看就能知道有没有问题。”陈透露，从去年下半年以来，银行对与担保公司的业务合作，基本上处于只收不贷状态。而今年以来华鼎事件使得银行们更加紧张，一些银行更是暂停了与担保公司的全面业务合作。

华鼎系所涉及的华鼎、创富、中担三家担保公司高达85亿的在保余额几乎席卷了绝大部分商业银行。按照行业人士的分析，华鼎系通过增资扩股、截留贷款等资金腾挪方式而引发的危机，暴露了当前融资担保行业和相关从业机构的担保功能出现“异化”，沦为多渠道和路径套取银行资金工具。

《华夏时报》记者了解到，银行对于担保公司的态度已发生了大改变，某上市银行负责中小企业融资人士直言“担保公司有存在的必要吗”，而另一家同样负责中小企业融资的股份制商业银行负责人则称，担保公司的角色本质是资金中介增加企业成本，在银行响应号召支持中小企业资金政策时，银行的普遍做法是采用自己摸索的风控模式直接对客户，如“供应链金融”、“商贷通”等模式。

反思也扩展到一些学者层面。兴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鲁政委（微博）认为在企业信用不足的情况下引入担保公司是转移了矛盾，而不是解决了矛盾。担保公司担保贷款实际上是把银行看不清的贷款转给了担保公司，“这不是一个办法，是一个死循环。”

“银行不跟担保公司合作了，就意味着这个行业断了基本口粮。”王民强（化名）是国内最早的担保从业者，从国内最早的首家民营担保公司深圳中科智担保算起，王民强的从业历程超过10年。

十年彷徨

“担保行业面临一场生死大考验！”回忆起10年前担保业在银行们的信贷夹缝里撬开一条生路的前尘往事，王民强的声音里充满了感触，“十年呀，一个新行业不容易，不要被一棒子打死了。”他称这个行业深层次问题累积已久，不是一家两家的问题，而是特殊的体制与运营环境下的行业普遍性问题。

担保业靠银行资源吃饭、担保费用低、风险代偿大的行业先天性营养不良一直难以摆脱。“担保公司为什么喜欢从银行高薪挖人或者那么强调银行资源与关系，为了搞好银行关系担保公司每年都投入相当多的公关费用。”

目前融资性担保公司最核心的利润来源于担保费，担保公司收取的担保费与其承担的风险不对等成为普遍现象，从最初的6%到目前的3%左右的担保费用，王民强坦言，担保费率随着担保公司之间的竞争出现整体性下调，而担保公司围绕银行的公关成本却变高了，担保公司从事担保的客户风险高，以一笔1000万担保贷款为例，担保费才收取35万，一旦一笔贷款出事，则等于35笔1000万的业务都白做了。在这种环境下，担保公司剑走偏锋也是被生存问题所逼迫。广东省社会科学院综合开发研究中心主任黎友焕（微博）成立了《担保行业危机风险》专门课题组，就近期包括华鼎系在内的多家担保公司出现的问题进行了个案与行业政策性研究，发现其要承担的风险与业务收入不匹配，往往担保业务越多风险越大，于是难免违规。

事实上，随着近年来银行信贷紧缩，大量寻找出路的民间资金曲线进入担保业，担保业又衍化成地下钱庄、典当行、小额贷款公司等民间资金进入金融行业的曲线切口，由于缺乏有效的法律与行业监管，非法集资、高利贷也随之衍生于灰色地带。

正是缺乏完善的外部风险补偿机制、缺乏行业管理人才、与商业银行合作不对称、缺乏制度环境、监管缺失等多方面因素造成了目前担保行业的整体性困境，黎友焕预计，至少在2012年的上半年担保行业的困境将延续并无法得到扭转，“并且可能将不断把隐藏在担保市场的风险泡沫吹大。”

目前，广东亦掀起了对融资性担保公司的全面风险排查。王民强们则希望，一场席卷全国的担保业的清理整顿不应该是中国式运动，而应该用中药式调养疗法，科学分析和治理当前这个扭结着民间金融等复杂性因素的综合性行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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