处理好“金融效率”和“金融稳定”之间、“金融创新”和“金融监管”之间的动态“平衡关系”，在当前尤为重要。我们应最大限度地避免因中国金融的脆弱性和“实质不对等”对外开放要求所带来的全球范围内对中国产生的不公平的收入再分配效果。
面对当前错综复杂的世界经济动荡格局，中国金融改革的紧迫性再怎么强调都不为过。因为，抗衡经济硬着陆的救市政策所造成的“流动性泛滥”的后遗症，需要由金融部门大力扶持而形成的新一轮充满活力的实体经济的发展才能吸收；只有金融体系健全发展，才能化解全球资产价格大幅波动、融资环境日益恶化的金融风险，才能抗衡在阶段性周期下行调整过程中投机资本对产业资本的挤出效应。否则，改革开放30多年所积累的中国经济硬实力将会出现不可逆转的产业空心化趋势，甚至有可能落入学术界所热议的“中等收入陷阱”。
特别是，处理好“金融效率”和“金融稳定”之间、“金融创新”和“金融监管”之间的动态“平衡关系”，在当前日益活跃的国际货币体系“重组”和全球资产和货币价值“重构”以及国际金融资本投资组合“重置”的过程中尤为重要。为此，我们要努力提高中国金融业的核心竞争力，中国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和中国财富管理的稳健性，以最大限度地避免因中国金融的脆弱性和“实质不对等”的对外开放要求所带来的全球范围内对中国产生的不公平的收入再分配效果，这个结果实际是更为严重的国有资产流失的形式。
一句话，“稳中求进”是我们金融改革应该坚持的总基调。
而要探讨中国金融改革的切入点和相互关系，眼下先要清醒地梳理清楚结构性、周期性、外部性三种不同性质的矛盾，对症下药。否则，盲目行事，不仅事倍功半，而且事与愿违，得不偿失。
结构性的矛盾集中体现在全球化红利、资源红利、和人口红利开始出现程度不同的单边衰竭趋势时，中国现有产业结构和制度安排下的外需主导增长方式是否会面临巨大的阻力？而跳跃客观的发展阶段和无视禀赋约束下的比较优势原理来推进企业自律地产业升级和结构调整是否能如愿以偿？周期性矛盾集中体现在实体经济部门企业利润下滑，融资困难，投资意愿不足；而在虚拟经济部门却出现流动性泛滥，价格扭曲，投机行为加剧的现象。虽然这里提到的流动性泛滥是前期泡沫经济膨胀和事后政府大规模救市所产生的后遗症，但是，脱离经济基本面支撑却被大量“激活”的金融资本和产业资本，今天一起绕开了正不断“去库存”和“去杠杆化”的实体经济，而奔向稀缺的全球资源市场，或去波动的国际金融市场与脆弱的新兴市场寻求短期套利机会，这给各国生产部门的复苏造成了成本上升和销售环境恶化的不良后果，尤其作为世界制造大国的中国，更出现了让宏观调控政策左右为难的“钱流”和“钱荒”并存的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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