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曾经吸引世界资金涌入，成为全球资本投入的热点国家，但现在却眼睁睁地看着资金流出，个人和企业通过各种方式向海外转移资金。美国《华尔街日报》10月16日的一篇报道称，自2011年10月至今年9月的12个月间，约2250亿美元（约合人民币14175亿元）的资金流出中国，这相当于2011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的3%左右。
这是否是一年间中国资金外逃的全部，目前没有一家权威机构能提供相关数据。不过，一些观察人士估计，中国外流资金远远不只是这些数目，甚至达到3000亿美元（约合人民币18900亿元）。
当然，估计与实际毕竟有很大距离，但2250亿美元可能更靠谱。由于这些资金流出量是根据广泛的经济统计数据计算出来的，所以我们无法知道这其中有多少是个人和企业的合法交易，又有多少是非法流出中国或是非法活动造成的。多年来，由于外资投资和出口增长，全世界的资金大量流入中国，而现在却出现外逃现象，其首要原因是在中国大量涌现享受奢华生活的富有阶层。
一个被广为引用的例证是，招商银行与联合贝恩公司发布的《2011中国私人财富报告》显示，2011年，在受访的可投资资产规模在1亿元以上的富人中，约27%已经完成投资移民，另有47%正在考虑移民美国。这样的调查我们不知道准确度到底有多高，不过，相关的证据并不少。
近年来，发展中国家公众向发达国家移民的现象很普遍，但情况各有不同。例如家庭庞大的印度人为的是省下大笔的子女教育费，拉美人为的是获得更好的就业机会，而中国人有些让人匪夷所思，约85%的移民并不离开中国，他们只是换个身份。事实上，赚钱的最佳地点还是在中国，但移民则是为了将赚到的钱放在一个他们认为更安全的地方。
换句话说，外流资金寻求的不是最高额的回报（这种回报目前仍要在国内寻找），而是避风港。资金外流反映了中国富人们的不安全感。他们的有些资金是合法的，有些则是非法是。当然，没有多少富人愿意披露他们是从哪里、以什么方式获得原始资本的？他们的企业是如何打下根基的？这个问题的答案依然笼罩在迷雾之中。
然而，有一点是明确的，资本外逃不仅仅是为了逃避外汇管制，也有可能是为规避国内政治和经济风险，逃避税收征管，或是为了洗钱和转移资产。从中国的情况看，资本外逃至少有以下三个原因：
一是转移非法所得。如一些人贪污、受贿、寻租等所获得的资金，侵吞的国有资产，从事走私、贩私、诈骗、偷漏税所攫取的巨额财富，都构成了资本外逃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是实现化公为私。由于国内处于体制转轨时期，国有和集体企业激励、约束和内部监控机制不健全，境内母公司通过各种方式向境外子公司或外商转移资产、利润，使少数人在境外获得了更大的公有资产支配权、或者直接化公为私。相当一部分人由此获得了投资移民身份，在境外购买房地产，将子女送出国外。
三是转移个人财产。由于担心私人合法资本被侵占，一些民营企业主采取抽逃资本或购买“绿卡”到国外的办法，将资本转向所谓的“避风港”国家。同时，由于国内仍然对资本项目严格管制，移民的财产只能汇出收益部分，而本金部分不能转移，也会引起变相抽逃。
资本外逃是中国许多年来一直存在的一个现象，而且愈演愈烈。上面例举的三个原因并不是全部，但主要是来自各色人等，包括各级官员、幸运的上市（特别是境外上市）国企高管以及新富起来的民营企业家等。
在帮助中国富人将资金转移到海外已形成了一个庞大的产业。深圳一家中介的老板称，将资金转移到海外一点都不难，他就为不少内地富人与海外房地产投资项目之间牵线搭桥。中介把要转移资金的人介绍给其他人，一些特殊渠道，这些渠道能够在银行之外、不受监管地换汇，让富人的资金成功出逃海外。
必须指出，资本外逃不仅是对中国经济的伤害，更会动摇国人的信心，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社会问题。解决这一问题的根本之道依然是改革，不仅是市场改革，更是政治改革和法制改革。从长远看，对于资本外逃的治理，政府在加强监管的同时，一定要从疏导这一根本方面下功夫，完全堵死资本外流的途径，尽快建立资本正常流入流出的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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