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动性泛滥加剧、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的失衡，正在让通货膨胀成为全球新的隐患。随着全球新一轮量化宽松大潮的来袭以及2013年全球经济回暖信号增强，全球的产出缺口回补将推动全球通胀总水平结束一年多来的下降趋势，进入新一轮上升通道，中国需警惕开始逐步增强的内外通胀压力。
2012年以来，受欧债危机持续恶化等因素拖累，全球经济出现同步放缓，需求不足导致国际原油价格、基础大宗商品价格一度呈下行走势，包括全球消费价格指数（CPI）和生产价格指数（PPI）在内的通胀水平普遍有所回落。尽管如此，发达经济体CPI涨幅依然高于其央行所设定的目标位，新兴经济体通胀水平更是经历了小幅回落后又再次上升，其通胀水平处于历史高位，特别是去年三季度后，全球量化宽松大潮进一步推动各经济体CPI和PPI趋势性回升。
主权债务危机带来了世界经济增长的减缓、停滞甚至衰退，各国又重回“保增长”政策轨道。在摩根士丹利跟踪研究覆盖的33个央行中，自2011年11月以来已有16家央行采取了宽松措施，10个发达经济体中有7个宽松，23个重要新兴市场国家也有9个采取了下调基准利率或存款准备金率的宽松政策。
面对债务持续飙升的局面，发达国家央行更是在不到一个月时间里相继展开前所未有的量化宽松竞赛。两轮长期再回购操作之后，欧央行资产负债表总规模达到了3.2万亿欧元；美联储资产负债表达到了3万亿美元左右，预计2013年底欧洲央行针对二级国债市场进行无限量冲销式的国债购买以及美联储开放式QE4，可能导致欧洲央行和美联储资产负债表飙升至4万亿美元，而安倍上台后主推“无底线量化宽松”加剧了全球流动性过剩。
数据显示，在IMF追踪的1929年以来的14轮经济周期中，本轮复苏是最缓慢的，但信贷反弹却是最快的。目前全球央行的资产规模约为18万亿美元，占全球GDP的30%，是十年前的两倍。而发达国家深陷债务泥潭都倾向于通过量化宽松等方式来维持债务循环，长期低利率和全球范围内的流动性泛滥成为常态。农产品、基本金属、能矿产品及原油价格在QE1期间分别上涨了14.7%、71.3%、28.7%和47.1%，在QE2期间分别上涨了14.5%、5.9%、25.1%和25.4%。
就目前情况看，尽管短期内世界经济还处于下行周期，但导致未来通货膨胀的因素正在急剧：首先，在2012年两轮量化宽松的推动下，美联储资产负债表飙升至3万亿美元，基础货币规模在不断扩大，随着美国财政断崖式冲击有所缓解，全球的风险资产就可能受到刺激，流动性流向大宗商品和新兴市场，从而加剧输入型通胀风险。
其次，全球制造业出现回暖的积极信号。11月份，全球制造业PMI为49.7%，虽仍低于50%，但达到近5个月的高点，意味着全球制造业经济企稳迹象初步显现。
再次，欧债危机初露曙光。一方面，西班牙和意大利国债收益率目前已重回2011年中以来的最低水平，爱尔兰有望重新全面利用债市融资，希腊获得了大规模债务减免，外国投资者开始重新进入欧元区外围国家债市；另一方面，随着欧盟永久性援助基金欧洲稳定机制（ESM）正式启动，欧洲主权债券市场最坏的时期可能已经过去，风险偏好情绪可能卷土重来。
此外，美国、欧盟、中国经济复苏信号增强，需求反弹。预计今年，在新一轮基建投资带动下，中国经济将步入回升通道，美国、欧盟等相比去年情况也可能有所好转，需求进一步增加将推动全球产出缺口逐步减小、资源价格继续走高。同时中东非洲地缘政治是影响国际油价的最大未知数。随着新兴经济体增长前景改善，其资本流入和货币升值压力可能加剧，这些因素都将导致今年全球依然面临通胀上升的压力。
从中国国内通胀形势看，消费者物价指数（CPI）方面，去年11月结束了连续15个月的回落期开始步入上升通道，并在12月全年创出新高。一般而言，中国通胀大致三年为一个完整的周期，在经历了2010、2011两年上涨之后，去年进入下降期，新一轮上涨周期正在来临。此外，由于制造业回升和企业补库存启动，PPI价格有可能进入新的上升通道。随着上游价格上涨的传导，企业经营将受到双重挤压。
中国是一个资源品进口大国，也是国际大宗商品的主要买家，对能源、原材料及部分农产品进口严重依赖。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涨，不仅使购买大宗商品所需外汇支出大幅增加，也会使中国面临输入性通胀压力，因此，今明两年如何提前防控通货膨胀风险是中国货币当局必须重视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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