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5日，史玉柱发微薄：“刘永好、马云、冯仑、茅永红、郑跃文、张征宇和我，在重庆集体研究决定：举办一个集体追悼会，每人给自己致悼词。结束过去，开始未来。每活一天就净赚24小时，珍惜每一天，充实每一天，快乐每一天。”这个微薄发出一天，已经被转发近6000次，评论超过了三千四百多条。

　　自己给自己开追悼会，我之前只在电影里看过，但真正回到现实，真的有某种神秘色彩。“追悼会”的发布者对于追悼会何时召开，如何召开，以及如何突然想到这样一个创意，回答的都很随意，“现在还没开呢，看找个时间开吧”，对于为什么要办这么一个“追悼会”，史玉柱说是“一时兴起”。

　　对于史玉柱等七君子一时兴起的这个创意，笔者注意到微薄中的评论要么质疑他们作秀，要么只是好奇的调侃，但我认为，对于中国的民营企业家而言，如果真的有人有勇气在生前给自己开追悼会，倒是一件非常有勇气和有意义的大事。在现实中，当一个人行将就木，势必会对自己一生的是非功过和得失进行全面客观的总结，哪怕一个人说了一辈子的假话，骗了一辈子的自己，当人生最后的总结到来的时候，相信很多人会很客观的思考。

　　基于这样的意义，我特别想知道，当追悼会真的召开，史玉柱等人如何给自己的人生做出客观的总结。这几个人似乎是改革开放以来几代民营企业家的代表，他们的人生阅历可能不同，他们成功的过程可能各异，但有两点他们是相同的：其一，他们都是民营企业家，见证了中国民营经济从无到成为中国经济半壁江山的历史；其二，他们的人生阅历都波澜壮阔，对转型体制中的酸甜苦辣无不品尝。这样的悼词，不愁没话说，而是如何将个人的激荡人生与中国民营经济以及民营企业家在体制中抗争与生存的历史完整展示出来。写中国企业史的人很多，但如果一个企业家，能够在自己的悼词里，对中国民营经济和民营企业家的命运和成长的得失能够真诚地面对和总结，那无疑是对中国未来负责任的态度和莫大的贡献。

　　很显然，这个追悼会绝不如史玉柱所言，只是“一时兴起”，其意义也不仅仅在于“结束过去，开始未来”，更不是“每活一天就净赚24小时，珍惜每一天，充实每一天，快乐每一天。”民营企业家的追悼会不是个人问题，这个追悼会的意义在我看来也不在调侃层面。从1978年改革到现在，多少仁人志士冲破体制的阻碍，冒着诸多的政策风险，硬是在国有经济的丛林里杀出一条血路。正如吴晓波在《激荡三十年》中所言：“这些民营企业家，他们既是计划体制的突破者，又是现行制度的违规者，不得不游离在合法与非法的灰色地带。”这是中国民营经济独特的演进和生存规律，也是中国民营企业家独特的人生价值所在。从历史到今天，面对无数对民营经济基本认识的误区，面对事实上国进民退的现实，笔者很遗憾的看到，当代的很多民营企业家，钱比第一代民营企业家要多很多，企业做的比第一代民营企业家要大很大，影响力也是第一代民营企业家望尘莫及的，但无论在史玉柱，还是马云，以及冯仑等人身上，除了成功这个耀眼的招牌之外，似乎总是缺少某种东西，缺少某种内涵或者震撼人心的力量。我经常在思考，这种缺乏感染力的力量究竟是什么，难道仅仅是人格魅力吗？在我看来，很显然这不是我要的答案。当代的很多民营企业家，对于黄光裕无需多言，在网络时代成长起来的很多新贵，包括李彦宏、李国庆、马云、史玉柱，不能说他们给这个社会没有做出巨大的贡献，但他们除了企业的成功之外，在某些方面，也饱受诸多的争议，而他们又是未来中国民营企业的样本和学习的榜样，在自己的悼词里，这些人能问心无愧的承担起榜样和时代引领者的责任吗？

　　吴晓波在《激动三十年》中还说，未来当人们回望这个时代的时候会说：“这激荡的30年是一个多么世俗的年代，人人以物质追求为目标，道德底线被轻易穿越，心灵焦虑无处不在，身份认同被时时颠覆。所有的财富故事都暧昧不明，很多企业家前途叵测”。这是一个怎样的时代，身处当代的民营企业家有必要做自我反思，更有责任做自我反思。史玉柱等人为什么会有自己给自己开追悼会的念头？我希望是一代人在灵魂深处的自我救赎，更希望是自己给自己压在肩上的历史责任。不管悼词里说什么，有这种想法，本身就是一种反思和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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