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观上看，近年，有两大外部变量推动了天府软件园的快速发展。
首先是金融危机之后，各巨头公司为减少成本将研发基地西移，成都往往是它们新研发中心的第一目的地。于是，成都顺理成章地由原先知名的外包软件基地，升级成为巨头公司战略研发基地。
其次，2010年以来移动互联网的爆发，使成都适合创业的优势充分体现了出来，大量的开发者从大公司出走，或者从北上广回流成都创业。
“做园区不仅仅是经营不动产。”杜婷婷对软件园的运营有清醒的认识：“然而，吸引大公司和创业公司是两回事。”杜婷婷对《商业价值》说。
的确，服务开发者这样的小型创业者团队，要涉及到十分琐碎的工商、税务和法律等琐碎环节。如果没有一支与创业公司属性相匹配的管理团队，是难以吸引有潜力的开发者的。
据本刊了解，实际上，国内绝大多数软件园，都是由开发区管委会的官员，或者下属投资公司的官方管理人员（政府部门的人员互相流动）直接运营。而大连软件园为代表的模式是由私营公司运营。此两种运营模式都不适合于服务白手起家的创业者。前者效率不高，对小规模创业者扶持力度不够；后者则以盈利为导向，不能给有潜力的创业者留有足够的试错机会。
而天府软件园引入了职业经理人机制。杜婷婷所在的运营公司团队中，无一人来自政府部门。政府充分下放权力，但在面向对象、经营价格、社会收益等方面却有着明确的考核指标。
实际上，国内很多软件园区经过长期的发展，由于种种原因，已经不能将业务聚焦于高新企业，出现了动作变形。而成都天府软件园发展到现在，尚无一家入驻企业来自高新技术行业外，并且只有一家美国公司由于金融危机，总部出了问题撤出了软件园。显然，天府软件园的这种运作模式，容易找到社会收益与盈利回报之间的最佳平衡点，使园区的长期发展不至于偏移初衷本意。
另一个实际情况是，中国目前的软件园产业，尚没有一个权威的统计与评价报告。在杜婷婷看来，各大软件园在自身定位和理念层面都存在着很大的不同。专业化服务，注重社会化效益、隐形收益，是天府软件园的基本理念。
“软件园不应该有标准的模式，如果说一定要有，那么就是跟他所承载的科技公司使命相似——管理创新。”杜婷婷说。
这也就是为何尼毕鲁可以3000元创业，王暾可以在公司账面上仅剩下1.4元的窘境下仍可以东山再起的原因。
在软件园快速发展的3年之中，开发者们也已经在移动互联网的舞台上崭露头角：尼毕鲁和Camera360已经东成西就，优聚软件和酒店达人正在快速成长，新晋开发者则在它们的明星效应下跃跃欲试。
虽然整个园区一片欣欣向荣，但天府软件园运营方和其中的开发者并非没有“短板”诉求。
成都优质的创业环境，使移动开发者们能够安心于产品创新。然而，闷头做事的弊端是信息组织较为松散。而移动互联网没有壁垒，但需要氛围，同样需要分享经验的平台，这恰恰是天府软件园目前正亟需加强的薄弱环节。
5月份，杨祥吉低调入京，走访了包括触控科技在内的若干京城知名公司。回成都后他在微博中写道：“在北京见了几个全国顶尖的企业家，深深感到自己的潜力没有发挥完全，以前格局太小，守着小包子铺不撒手，生怕丢了生活来源。现在这个时代除了手艺好，还要眼光准执行狠，霸气十足的团队才可以生存发展，不然会沦为昙花一现。”
“北京、上海是信息过载，成都是信息不畅。”刘张博对《商业价值》评论道。
不过，这种局面似乎已经有所改观。除了当乐网的移动互联网大会、四川互联网大会等例行行业会议之外，由成都开发者自行组织的会议和沙龙正在越来越多。例如，从今年2月起，李万鹏会作为本地组织者每个月承办一次HTML5技术推广会议，36氪、IT龙门阵等媒体也纷纷造访软件园。
显然，成都的开发者们还可以创造出更大的生产力，一切都有待开垦。
曾经在北京知名商业刊物做记者的徐冠群，在去年加入了酒店达人团队，开始了自己的成都生活。她发现，自己在面试求职者的时候所提出的“App新版本上线时周六需要加班”的要求，令很多成都年轻人难以接受。
“虽然成都创业环境轻松，但毕竟我们是同北京、上海和深圳的对手去竞争。”徐冠群对本刊说。
无独有偶，杜婷婷和周江也早已把目光投向了北上广。他们向本刊透露，规划中先把本地的创业者聚集到软件园，之后肯定要把天府软件园的品牌打向全国。
“我们也在练内功的阶段。”周江说：“虽然整体水准还不高，但这里一定会诞生伟大的企业。”
自称乔布斯的信徒、偶尔打坐冥想的杨祥吉笑称自己很幸运，因为他不必如乔布斯那样千里迢迢到日本寻找禅宗，成都市区内就有若干千年古刹。
的确，对于这些年轻的开发者来说，成都就是他们实现激情、梦想和信仰的没有壁垒的城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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