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以来，全国17个省份先后上调最低工资标准，收入分配“提低”进程加速，也预示着廉价劳动力时代终结。
近日，海南省政府常务会议通过最低工资标准调整方案。9月起，海南省最低工资标准全面上调220元，小时最低工资标准将在原基础上上浮2元。
调整后，海南省一类地区（海口市、三亚市、洋浦经济开发区）、二类地区（琼海、儋州市）、三类地区（其它市县）月最低工资标准分别上调至1050元、950元、900元，小时最低工资标准分别上调至9.2元、8.3元、7.9元。
海南省省委副书记、省长蒋定表示，此次上调将切实提高城乡居民特别是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并对保障企业用工稳定起到积极作用。
从全国看，今年最低工资增幅同比有所回落。数据显示，截至今年6月底，全国16个省份最低工资标准平均增幅为19.7％，低于去年的22%。
尽管如此，专家认为19.7％的增幅仍属于高增长，高于GDP增速和劳动生产率增速，高于“十二五”规划目标。多名受访专家认为，这是市场需求和行政手段共同作用的结果。
与往年不同，今年最低工资标准上调的一个大背景是，《收入分配体制改革总体方案》即将出台。但在经济增速放缓的情况下，收入分配改革是否会加速前进，目前尚存争议。
工资水平补偿性增长
2009年我国最低工资标准调整暂缓。随着我国经济增速恢复，就业需求和物价涨幅较大，2010年和2011年多个省份对最低工资标准进行了大幅调整。
本报记者对17个省市近3年（2010年-2012年）最低工资标准增幅统计发现，海南以66.7%的增幅名列第一，四川、重庆分别以38%、35.2%的增幅紧随其后。江西增幅最小，为17.2%。
对于今年19.7%的增速，中国劳动学会副会长兼薪酬专业委员会会长苏海南（微博）分析，今年GDP增速放缓，
物价也有回落，最低工资增速下调一些很正常，19.7%的增速仍然算高。
广州社科院高级研究员彭澎同意这一观点，他同时认为，近两年工资增长是一种补偿性增长，“以前的工资水平实在是太低了”。
在最低工资标准提高同时，整个社会工资水平一并提高。以全国城镇非私营单位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为例，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0年和2011年，全国城镇非私营单位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分别为37147元、42452元，同比名义增长13.5%、14.3%，增幅同比上升1.5%、0.8%。
多位专家认为，“这是市场需求和行政手段共同作用的结果，最低工资标准与整个社会工资水平正相关。”
工资上涨推动了人均可支配收入增加。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2年上半年中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9.7%，农村居民人均现金收入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12.4%，均超过上半年7.8%的GDP增速。
但接下来的问题是，大幅提高低收入者工资水平面临困难。彭澎说：“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中小企业经营困难，企业成本压力大。沿海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出路是，转移或升级。即向中西部低劳动力成本地方转移，引进先进技术、改变营销策略等。”
人口比较优势降低
工资上涨潜藏的信息是：人力成本在大幅增加。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研究所研究员蔡昉分析称，本世纪头10年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只增加了1%，到2015年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就不再增长，中国刘易斯拐点已经全面到来。
尽管社会上对“人口红利全面消失”的说法仍存在争议，但无可否认的是，廉价劳动力时代已成为过去，中国比较优势逐渐消失。
一个重要的表现是，许多外国商业巨头，比如阿迪达斯、耐克等纷纷关闭在中国的生产线。今年7月关闭在华唯一直属工厂后，又传出阿迪达斯将与中国300家代工厂终止合作的消息。根据媒体在珠三角的调研，陷入困境的绝非阿迪下属代工厂。
人力成本增加是造成这一现象的重要原因。日本贸易振兴会统计资料显示，同等条件下，越南生产成本比中国要低15%至30%。去年越南工厂工人的平均月薪约为136美元，印度尼西亚约为129美元，而中国工人已经达到413美元，是越南和印尼的二倍以上。
2003年以来，“用工荒”一词被广泛提及。而近10年用工紧张呈现出新变化，即劳务输出地中西部地区与东部沿海同时呈现用工紧张，双方争抢劳动力。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1年上半年安徽省内务工人员工资首次超过省外务工人员，同样的情形也出现在湖南等劳务大省。这反映出，部分行业在中西部收入已经超过沿海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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