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年伊始，国务院召开了四次常务会议，其中有两次涉及创业创新。1月14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设立总规模400亿元人民币的国家新兴产业创业投资引导基金，重点支持处于“蹒跚”起步阶段的创新型企业。1月28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则确定，支持发展“众创空间”的政策措施，为创业创新搭建新平台。
此外，1月26日，李克强总理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专家学者和企业界人士对《政府工作报告（征求意见稿）》的意见建议。会上，李克强举凡谈及改革，都不离“创新创业”。27日上午，李克强主持召开教科文卫体界人士和基层群众代表座谈会，再次谈到“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还专门邀请了年轻创业者参加座谈会。
国家大力鼓励关心创业创新事出有因。自中国进入“新常态”的事实被确认之后，创业创新的重要地位便不可置疑地凸现出来。在制造业普遍陷入产能过剩，除基础设施之外的投资拉动便有劲儿使不上了，中国产能即GDP的继续增长迫切需要新企业成规模地诞生作为动力源。而且，虽然从2012年起，中国劳动力总量开始下降，但劳动力总量仍然相当富裕，因此，GDP增速的减缓特别是企业连续倒闭，势必导致工作岗位减少，进而带来社会就业困难，创业不但代表个体“自我聘用”，还能创造岗位，带动更多人就业。何况，主要产业遭遇减速并不等于整体上中国经济都缺乏生长空间，在重化工等重资产行业处于转型的过渡阶段之际，轻资产的创新型小微企业有可能后来居上，并由此带来原先增长模式及与其伴随的以外贸主导的劳动力密集型制造业为主的产业结构的优化。至于创业与创新“联姻”更是反映了中国发展模式转型的内在特征：30多年来，中国通过“以市场换技术”等方式，“学习学习再学习”，现在到了想学也学不到，发达国家不愿意再为获得中国市场而支付培养未来竞争者的成本，“创新创新再创新”已然成为中国走出“中等收入陷阱”的唯一途径。
国家大力推动，中央落实简政放权，给了市场主体明确信号。近年来，全国创业的势头初步形成，大学生无论校园创业、毕业后创业，还是工作几年后创业，都渐成风气。相应地，地方政府鼓励创新创业的政策纷纷落地，与之形成良性互动，中国新一轮经济发展动力澎湃。
不过，平心而论，各地的创业创新进展情况相差颇大，总体上呈现为大城市创业势头明显强于中小等城市。确实，大型特别是特大型城市如北京、上海，具有先天优势，比如，人口规模大，需求总量大且市场高度细分，任何一个目标群体都有足够的体量，为找到商机的创业者提供足够的订单。而且产业体系整合度高，产业链完整，上下游衔接良好，物流成本低。加上人才集聚度高，门类齐全，人员配备相对容易。所有这些优势不是中小城市轻易就能具备的，这也是近年来，沿海一些原先民营经济发展较好的城市，一旦外贸受挫，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便显得相当困难的内在原因。
但如果我们把创业创新不是列为某种“高大上”的目标，而是把“创业创新”的“创”字放在第一位，只要是起点低、规模小、技术含量有限的创业都纳入考虑，便会发现，中小城市也有独特优势，比如成本较低，无论人力、土地、用房，还是经营和生活开支，都远低于大型城市。甚至可以说，中小城市更适合小微企业的创立，成长壮大后，再去大型城市可能更好。
今天真正影响市民创业创新积极性和成功率的一个重要体制性因素在于，相比大型城市，中小城市在简政放权、法制环境、市场公平等方面，存在明显落差。许多白领宁可漂泊在没有认同感的大城市，也不愿意回乡创业，就因为心存顾虑：在人际关系过于密切，既得利益者已经结成牢固同盟，政府重审批、轻服务，官员作风不正，寻租不成就肆意刁难，甚至“爱者欲其生，恨者欲其死”，财产和生命都难以保障的环境下，创业者所面临的风险凭空又增添了几分。一些历来连招商都甚少成功的地方，要让个人前来创业，只会更加困难。
所以，无论哪个地方，要让创业创新蔚然成风，政府必须严肃认真地推动自身改革，“一方面简政放权，降低市场准入门槛，另一方面加强事中事后监管，同时，要明确列出政府的权力清单和责任清单，让市场主体有一个清晰的预期，知道自己干什么需要多少成本”。李克强总理开出的这服药，显然不仅适用于中央政府，同样甚至更适用于地方政府，尤其是中小城市的政府。
一个地方的政府规范履行职责，有效约束自身行为，创业创新的市场主体才能明白自己的风险所在和大小，才能评估创业是否可行、能否成功，才会有勇气和魄力，来这个地方创业。中小城市的政府如果不是“叶公好龙”，不妨就从自身做起，看看能不能闻风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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