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这些共识不仅在今天的中国远未达成，在更漫长的农业帝国历史中，更是从未被接受。基于血缘和狭隘地缘组织起来的古代熟人社会，夸张一点说，就是一个彼此知根知底、没有隐私的社会。如果真要说有个人隐私，它也被三重力量所掌握：一是家长式的全能政府，二是庇护式的温情组织（家族、村社或单位），三是亲戚朋友街坊邻居。1949年以后，这种情况也没有根本改变。国家掌握着细致的公民档案，组织无微不至、事无巨细地了解其成员的个体状况乃至家庭生活，而亲朋友邻更是津津乐道于各种家长里短。在整个社会的氛围中，都把对别人隐私的挖掘视为一种温暖关切。向组织交心和向熟人倾诉，继而组织介入和友邻帮忙，是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反之，想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什么都不愿泄露，这既不允许，也被视为不可理喻。

　　晚近以来的城市化提速和互联网扩张，使得情况有了一定的变化。和从前不大一样的是，大量隐私开始从熟人社群里溢出，被用心良苦的商业机构、先进精准的技术系统和兴致盎然的陌生人掌握。更要命的是，他们掌握隐私的目的也许并不是想给予帮助或者表达温暖，更多的是把隐私卖成钱，或者无孔不入的骚扰，敲诈勒索，伤害当事人。政府也具备了更加可怕的获取隐私的力量。只有在这种情境下，中国人才生发出保护隐私的迫切愿望。

　　中立地说，互联网时代的隐私泄漏并不完全是负面后果。哪怕是前述Facebook和Google引发麻烦的新技术，在遭到一些人讨厌的同时，也得到不少人的喜欢。尤其是浸淫于互联网的年轻一代，他们可能压根就没有老一代人的隐私观念，他们非常开心地在网上展示一切，一边暴露，一边窥视。

　　来自欧洲的专家们强调，为了保护隐私，他们宁可放弃免费的互联网，选择付费的方式来交换更优质的服务；而中国的技术精英则表示，他们愿意舍弃部分隐私，用以交换更体贴和个性化的互联网服务。那么，是否可以找到两全的中庸之道呢？

　　在中欧论坛上，欧方组长劳奈·弗朗索瓦先生提出了一个极具诱惑力的隐私保护三原则，即：自由消失的权利，对自己的信息绝对控制的权利，服务方和使用方对等的权利。涉及隐私的网站应当给用户提供这些技术支持，并给出明确易懂的操作选择，以便他们自己做出同意或拒绝共享的决定。令人深思的是，至于如何实现这些睿智的设想，他们并不打算求助于政府的介入，更相信的是社会契约和行业自律。

　　考虑到中国的国情，似乎有必要再加上几条修正建议。第一，在规范隐私保护的同时，应坚定敦促政府更加主动认真地贯彻信息公开条例；第二，在监管企业滥用个人隐私的同时，也应依法限制政府滥用技术工具；第三，网民们强化自我防范和保护意识。

　　确实，未来的互联网到底能走多远，不仅取决于技术变革和企业家创新，还部分取决于公众对隐私权的态度，以及随之而来的法律调整及政府立场。但面对新生事物，很难走回头路。我们仍需持守宽容和开放的立场，避免过度防卫和过度监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