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迁之痛
从2010年开始，全球最大手机代工企业富士康大举从深圳内迁，转至湖南衡阳等地。
上述权威人士表示：“相比于大型企业或工厂，中小工厂的搬迁并非是战略规划方面的考虑，而是人力成本的上升。”
他补充道，作为电子行业的集中地，深圳有3万~5万家电子元器件和电子设备制造商，其中七成为中小型企业。虽然没有明确的数字，但至少有20%的中小型工厂已经搬到外地。
在松岗镇，厂房转租的红色广告标语到处可见，旧的标语颜色尚未褪去，新的标语又已贴上。
周明是福建人，为缩减人工成本，他曾经动过举厂搬回老家的念头，但是由于供应商在深圳周边，出口也方便，最终还是放弃了。
生产基地在龙华新区的一家大型企业副总许信忠说，虽然企业搬回二三线城市会享受当地政府提供的政策优势，招聘难度和人力成本低，但是产业链的上下游缺失，配套设施跟不上。
但是，对于100人以下的工厂，即便他们有意忽略缺失的配套设施，二三线城市也不是他们的归宿。许信忠说，工厂人数太少，难受当地重视，享受不到政策优惠。他们要么直接关门倒闭，要么转行。
缺少实力去支撑增多的上下游成本也是小工厂难以搬迁的原因之一。上述深圳市电子行业协会人士补充道，100人的工厂甚至达不到小型企业的标准，只比微型企业高一点，一般至少有四五百人的工厂才会考虑外迁。
一位在去年便已搬回湖南老家的电子工厂小老板称，他是早早在当地低价买了一块地皮，无高昂的租金之忧加上销售渠道稳定，才决定搬回去的。
即便能搬回去，搬迁过程的痛苦也削弱了对未来的期盼。他像蚂蚁搬家一样，几十台沉重的设备和几吨的原材料，拉了几十车，才把工厂全部挪到了湘潭。再加上安装设备和组装调试，费时整整一个月，花费了近20万元的显性成本和不可见的隐性成本，才安顿下来。
各显神通
随着工厂的搬迁， 外界一直在担忧深圳可能会出现制造业空心化的趋势，进而影响关联的产业。
出租车师傅崔启宁住在福永镇，常在附近转悠拉客。虽在酷暑之中，他已经感受到了工厂搬离带给他的寒意。“之前，常有客户来拜访工厂，打车的人多，尤其是晚上吃饭时。但今年，打车的人数已经比去年少了三四成。”
许信忠对是否出现空心化持乐观态度。“不必太过担心，毕竟大环境和综合优势在这，会吸引更多优质的企业，未来留在深圳的企业必须要有核心的竞争力和高附加值。”
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曲建表示，全球正在进行第四轮的产业调整，不仅仅是深圳，中国整个沿海的制造业都在搬迁。要素价格的全面提升，会换来人力资源水平的提高，进而换来高附加值的产业。
在身边工厂不断搬离的情况下，周明已经意识到了将来的危机，一有空闲就参加各种收费高昂的培训班，学习企业内部管理以壮大企业。
对于价格压得太低的订单，周明外发给湖北等偏远地区的工厂代加工，“那边销售渠道不畅通，而且工人薪水只要1500元，租金又低，工厂还是非常愿意接这样的订单的。”周明说。
在人力成本上升的压力下，一些工厂则选择了另外一种方式。记者在福永镇走访时，有多名工人表示，该镇的工业园及深圳其他区域的一些小工厂周末通过招聘临时工的方式来减低成本。
曹兵抱怨说，他所在的电镀车间环境太差，没有安装空调或风扇。在深圳已经连续多日30多摄氏度高温下，一走进车间，汗水就细细密密地爬上了身。
生活压力下，天气之外，曹兵更不能忍受的是没有加班的日子。即便周末去做临时工，曹兵还是觉得工资太低了，他准备再干两个月，情况若是不好转就返回老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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