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炒”字外号让温州商人很受伤

　　“倒霉”与“倒煤”成为最近从迪拜与省外返乡温州商人的口头语。阿联酋温州商会陈志远说，“温州充足的民间资金是国家改革开放的"硕果"。任何事情先做总比后做好，不可避免的是，先做的人要比后做的人担当更大的风险”。

　　温州邹姓商人向本报记者吐露心声，“"炒房团"、"炒煤团"等带"炒"字的外号让我们很受伤。”他认为，温州商人之所以容易成为媒体吸引眼球与社会“妖魔化”对象，是因为他们一直行走在市场与政策的“模糊”地带。

　　计划经济时代，政策不允许民间“鸡毛换糖”，但温州人偷偷摸摸借此走遍了千山万水。从此以后，地下钱庄，炒房、炒煤、炒小水电站等领域，一直活跃着温州民间资本的身影。

　　在国家垄断行业或央企占据主导地位的行业，温州民间资本根本就没戏，温州商人进入的几乎都是有一定资金门槛与较高回报率，政策不十分明朗，市场有欠规范的领域。久而久之，他们这种“抱团”投资与高调的行事方式自然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

　　詹崇楼介绍说：“温州民间资本很少投资股市，"股神"都把握不好，何况普通老百姓？”因为股市的回报率多数难以超过百分之十，且赔多赚少，一旦出现异常交易现象，证监部门能很快发现并查处。期货更是温州商人避之唯恐不及的一个领域。实际上这两个领域相对比较规范，温州民间资本不敢贸然投机取巧。

　　温州民间资本不远万里“飞至”迪拜楼市，为的就是百分之百甚至更高的投资回报率。温州商人省外投资煤矿高峰期，一方面是国家经济快速发展，能源供应紧张，价格不断攀高；另一方面是产煤地资金较为匮乏，迫切希望外来资本参与中小煤矿建设，满足煤炭市场需求。与此如影随形的是，国家煤矿资源整合新政不断出台，但他们一心只想尽快产煤卖钱，与政策“赛跑”。

　　有人认为温州民间资本“只会埋头拉车，不会抬头看路”。但浙商资本投资促进会副会长兼秘书长蔡骅表示，“草根经济”总会长大成林，游牧民族终究会过上“定居”生活，温州民间资本现已进入“三十而立”的脱胎换骨期。

　　“宁为鸡头，不为凤尾”。浙江泽大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主任王小军说，“温州商人到了反思资本出路的时候。我们能不能做到不过分地追求高额回报，做到理性输出与可持续发展？”

　　美国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产业升级过程中，以私募基金的方式让社会民间资金进入资本市场，投入到国家鼓励的产业与行业，在为“游资”找到出路的同时，更为产业顺利升级换代提供可靠的资金保障。

　　2004年以后的宏观调控以及2008年世界金融风暴中，浙江中小企业接二连三地倒闭，其中不乏民间资本的“推手”。王小军律师举例，银根紧缩，企业资金链“缺血”就用“高利贷”补充。每天千分之三的利息令借贷企业不堪重负，“追求暴利投机不可持久”，结果两败俱伤。

　　周德文说：“温州民间资本一直在政策调整压力与市场竞争压力的夹缝中求生存。这种百折不挠，敢闯勇为的精神不会过时，但在投资细节与方式方面有不少值得总结经验教训的地方”。首先，“鸡蛋”不能全部放在一只篮子里，应合理分散投资，规避市场风险。

　　其次，既要防范市场风险，更要提高预见与防范政策性风险的能力、措施。温州商人常说“投资风险我不怕”，压根儿就缺少政策性风险的意识。

　　第三，破解温州民间资本外溢投资过程中政策、市场信息不对称问题。据了解，不少温州商人到省外、国外投资，进入某一个行业领域，常常是一两个熟人、朋友在某地，大家就纷至沓来落地生根，鲜有从官方、半官方组织机构获得准确的产业政策导向。

　　据悉，浙江省政府经济技术协作办公室、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等部门已经明确表示，将进一步加强国内外浙江商会等民间组织机构、社团的建设，加强对浙江商人投资政策与市场信息的沟通与共享，理性引导浙商“跳出浙江发展浙江”，“跳出浙江反哺浙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