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2011年初，决策者和市场参与者都必须考虑的一个现实问题是：中国经济目前的总体形势如何？大多数人都认为表现出色：中国不仅成功应对了金融危机，而且看起来将成为后危机时代全球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之一，将重塑东亚甚至全球的经济地理。

　　但是中国经济目前实际上面临着多重挑战，对这些挑战的回应将塑造中国未来十年经济发展的主线。而我们目前对重重挑战的认识可能还需要进一步深化，对挑战的回应也需要进行更为系统的准备。应对的成功与否，将对中国未来的经济发展产生不容忽视的影响。

　　2011年中国经济面临的重大挑战之一是通货膨胀水平的跃升。目前物价腾跃的形势无论是在统计数字上，还是在日常生活的感受中，都已经非常明显了。对目前通货膨胀成因的判断多种多样，病因不同，政策药方也就不同。

　　无论是天气灾害、投机炒作，抑或央行钞票发多了，有识之士都会认为客观条件和外围环境再坏不会比2008年更坏，而宏观调控者积累了经验，吸取了教训，主观条件比2008年更好。沿着这条思路去看，我们从目前的中等增长、高通胀切换到高增长、低通胀恐怕就是今年下半年到明年的事情。但情况会这样顺利的发展吗？

　　我们仔细的考察了很多证据，认为本轮通胀的成因更为复杂、深刻，是一个长期的严峻挑战在短期内的“症状”。 2010年7月份以来，以食品价格为主导的一般消费物价指数快速上升。回顾历史，这是过去30年来唯一没有伴随经济过热的通货膨胀。这种差异意味着本轮通胀的根源，相比历史其他时期可能存在明显的不同。

　　在经济偏冷格局下，通货膨胀的上升的主因是中国经济正在走过刘易斯拐点。中国的劳动力，特别是低端劳动力正在变得越来越短缺，因此将逐步推升劳动密集型产品的价格。劳动密集型产品范围很广，猪肉、蔬菜等食品是其中的一类，而食品通胀历来是中国CPI波动的主要贡献者。因此在经济没有过热的情况下，通胀如此之高，食品价格涨的如此之猛烈，也就不难理解了。

　　这种跨过刘易斯拐点的情况虽不常见，但也不是中国独有，日本、韩国等国都经历过。从它们的经验看，恐怕会持续十年左右的时间。在此期间货币政策和行政措施往往仅能将通胀稳定在一个较高的平台上，例如5%的水平，不使它们经常地突破两位数，引起经济和社会的不稳定。因此，中国跨过刘易斯拐点引起的一连串后果，将是中国经济面临的一个长期挑战。

　　换一种角度来思考，劳动力逐步紧张的趋势形成，意味着经济的潜在增速在逐步下降。尽管在未来5到8年内，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速处在一个不断下降的趋势之中，但并不意味着经济的表观增速同步地缓慢下降。这种原因来自人们对经验的依赖，可以视为索罗斯所称的“反身性”的一个现实例证。

　　未来几年，中国会有新一轮经济周期的启动，随后会出现一定的经济过热。现在经济并没有明显过热的条件下，通货膨胀已经到了5%以上的水平，那么维持现有的趋势和政策，在未来经济过热的条件下，通货膨胀短期内到达两位数是不难想象的。

　　在高通胀的刺激下，非常严厉和急速的紧缩政策是不可避免的。在那样的条件下，资产市场将会承受显著的压力。考虑到房地产市场的高估和地方财政(特别是地方融资平台)的潜在脆弱性，经济硬着陆，并引发更大的经济、金融问题的可能性值得警惕，目前政府已经采取了很多措施来削减、对冲这方面的风险。

　　总的来看，劳动力结构的变化是中国经济未来几年中最主要的挑战之一，如何应对这一挑战，则将对中国经济和资本市场的未来产生深远的影响。是掉入中等收入陷阱，还是迸发出技术创新的澎湃动力，将经济增速反而推至新的高度？这都是有待时间来验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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