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企业“三角债”抬头的风险受到高度重视，工信部、银监会、商务部等多个部委已经开始密集调研摸底，近期将会形成调研情况及政策建议报告，并上报国务院。

　　在此之前，早在2011年底，安邦研究团队便曾预警“三角债”卷土重来的金融风险，铁路、钢铁等行业是“三角债”的重要来源。时至今日，“三角债”问题不仅没有得到缓释，反而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值得注意的是，与20世纪90年代初以国有企业为主有所不同，此轮“三角债”危机涉及各种类型企业，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更为严重，表现为金融风险沿“担保链”传播，牵连更加广泛。

　　数据显示，当前企业间账款相互拖欠现象严重。截至2012年3月，全国工业企业应收账款为7.12万亿元，较上年同期增加17.74%;应收账款占信贷总额比重为12.47%，是自2009年以来同期最高水平;更新的数据表明，2012年1至5月，全国工业企业应收账款已升至7.54万亿元;而从上市公司中报来看，截至8月23日，已公布中报的1437家上市公司的应收账款整体规模达8039亿元，较上年同期的5550亿元的规模激增45%;中国社科院副院长李扬近期也表示，2011年中国企业负债占GDP比重达107%，为世界最高，大幅超过OECD划定的90%标准线。

　　应当看到，此轮潜在的“三角债”危机有着经济上的必然性。在过去十年的发展中，中国政府与企业片面追求经济增长速度，采取负债扩张的模式，不断增加经济体与企业的杠杆。尤其在2009年的“4万亿”期间，各地投融资平台兴起，以及大型基建项目的大赶快上，已成为时下“三角债”问题的重要源头。

　　特别是基建项目，投融资期限错配与短贷长投本已让地方政府承担了强大的还本付息压力，形成地方债隐忧。考虑到近段时间以来，各地基建项目发生了一系列事故，哈尔滨阳明滩大桥坍塌，铁道部通报批评国内多条在建铁路存在建设问题等，进一步证明这部分投资效率低下，反映到金融方面，便是各地偿债压力加剧，也让“三角债”的风险更加突出。

　　宏观经济减速与房地产调控则是“三角债”问题的直接导火索。我们注意到，在此轮“三角债”风险中，首先出事的，从行业来看，往往是房地产及其相关产业;从地区来看，则多见于浙江、鄂尔多斯等热衷于炒房的地区，中江集团破产所引发的余波便是一例。在此之后，风险才逐渐拓展到光伏、造船等产能过剩领域，并且沿产业链与担保链，将各地Cye各类型企业串联到一块，风险迅速扩散。倘若没有得到及时的治理，甚至可以预期，一场区域的系统性的金融风险正在酝酿之中。数据显示，浦发等银行在江浙一带的不良率显著上升，温州地区的不良率更连续12个月增长。考虑到银行体系对民营经济介入得并不深，披露出来的数字很可能只是债务问题的冰山一角。

　　我们应从此轮潜在的“三角债”危机中吸取经验教训。最直接的教训是，片面依靠债务扩张发展经济并不可持续，长此以往，中国经济必将为债务问题付出沉重的代价。安邦咨询首席研究员陈功多次表示，现有的发展模式是一种债务经济，持续不了10年，债务早晚也会转变成为通胀。在控制债务扩张相对应的是，中国经济可以考虑更加倚重权益融资，让各类型资本都分享到经济发展的好处。这涉及一系列改革，特别在将民间资本引入传统垄断领域方面，改革的阻力依然很大，需要中国政府持之以恒地推进。民间经济“新36条”及其实施细则的密集推出，只是一个开始。

　　最终分析结论(Final Analysis Conclusion)：

　　中国的“三角债”危机正卷土重来，中国政府、相关企业与个人都需要小心防范，避免危机的进一步扩大与升级。在解决潜在危机的同时，我们更应该从中应吸取的经验教训，片面依靠债务扩张发展经济不可持续，这将让中国经济付出沉重代价。中国需要更多地倚重权益融资，而这指向改革，尤其是民间经济“新36条”的持续推进，任重而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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