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春佳节，亲朋好友欢聚在一起，如果能有机会喝上一口有“国酒”之称的茅台美酒，无疑是一大快事。但是，在今年的春节，这等快事对于普通百姓似乎已成梦想。从去年开始，一轮围绕着茅台酒而出现的炒作风潮，已使茅台酒的价格步步高升，成了一种投资标的物，茅台酒的供应也日趋紧张。有报道称，春节期间，杭州的一些茅台酒专卖店纷纷实施限购，消费者只能凭身份证限购一瓶。（2月6日《现代快报》）

杭州实施的茅台酒限购，与茅台酒厂曾经推出的“限价令”一样，似乎照顾到了普通民众的利益，因此很得人心。但茅台酒厂的“限价令”却是与其涨价措施同步推出的，今年1月1日，茅台酒出厂价一次性上调20%。很显然，茅台酒厂在这个既涨价又限价的过程中，俨然把自己当作了政府机关，但事实上它不具有行政权力，因此目前它的涨价已成事实，而很多一级经销商的茅台批发价已经飙升到1200元，“限价令”显然已成一纸空文，它所起的作用只是为厂家的涨价披上了一块好看的遮羞布。

现在，在“限价令”失败之后，茅台又推出了限购措施，但是它能起到的作用，只是加剧茅台酒市场的紧张空气，为已经形成的茅台酒的炒作推波助澜。按理来说，茅台酒并不是保障基本民生的必需品，它的供应不像粮食、蔬菜那样必须满足每一个普通民众的基本需求，也不像住房那样必须考虑到中低收入群体的基本需求，它的价格完全可以由市场进行调节。甚至，我们可以换一个角度来看待茅台酒，它的高价决定了它已有奢侈品的特质，并不是每一个普通民众都有能力消费的。但是，当它被施以限价、限购等非市场手段，它已被作为一种普通商品来对待，但事实上它又不可能满足所有消费者的需要，因此它的市场供应就只能出现扭曲。当消费者可以凭身份证购买一瓶茅台酒的时候，这等于是在那些本来并无茅台酒消费需求的人群中产生了一个机会，刺激了他们的消费欲望，而当茅台酒事实上已转化为一个投资标的物以后，这种限购措施反而将本来并不打算参与茅台酒炒作的普通民众裹挟进了炒作队伍。那些有幸以限价购买到茅台酒的人，就像当年在股票市场上购买到了“原始股”的股民一样，唯一能做的就是将其囤积起来等待升值，它已经离开普通民众的餐桌，成为一个市场炒作的符号。

茅台酒的异化，有其深刻的社会原因。茅台酒作为一种高档白酒，其生产能力受到很大限制，市场供应不可能大量增加，这决定了它确实具有一定的投资价值。但是，我们必须看到的一个现实是，在中国泛滥成灾的公款吃喝其实加剧了茅台酒的供应紧张，那些与茅台酒厂建立了特殊关系的公权力机构，几乎垄断了茅台酒供应的“半壁江山”。因此，如果说对茅台酒的限购确实有必要性的话，不是由茅台酒厂和它的经销商来作出这样的行动，而是应该由公权力限制自身对茅台酒的需求，比如由有关政府机构作出规定，将茅台酒从公款吃喝的领域清除出去。如此，则茅台酒的市场供应一定能够大为宽松，其价格自然也就难以扶摇直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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