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比上任时的风光，卫哲的辞职多少有些悲情。这位中国最著名的职业经理人之一，在阿里巴巴“供应商欺诈”事件曝光后，背负着“失察”的职场污点下课，但为其抱屈者众。

卫哲此前的职业生涯堪称辉煌。他甫出校园就担任证券教父管金生的秘书，旋即跃升为证券公司高管，成为上世纪末证券业黄金时代的见证者。此后，他辗转咨询业、零售业，在百安居中国区总裁任上奠定了自己的声名。2006年底其获马云邀请出任阿里巴巴CEO时，所有人都相信，拥有跨国公司经验的卫哲将与马云成为一对黄金搭档。

四年多后，阿里巴巴的一纸公告打破了幻象。公告称，共有2236家过去两年签约的阿里巴巴中国供应商涉嫌欺诈国际买家，近100名销售人员和部分主管参与合谋，对业绩的过分追求，为了获取短期经济利益而不择手段，冲击了阿里巴巴的价值观。公告宣布，卫哲虽然没有参与此事，但为公司诚信文化受到有组织性破坏而承担责任，辞任阿里巴巴执行董事和CEO职务。

随后，在辞职告别书中，卫哲自责未能履行“阿里巴巴价值观捍卫者”的职能；马云则在内部邮件中称，自己陷入了“痛苦、纠结和愤怒”之中。

然而，卫哲曾经的言行显然无法用“失察”来解释。就在去年9月11日的阿里巴巴诚信论坛上，卫哲还公开表示，自己每天都会关注阿里巴巴平台上是否存在贸易纠纷和投诉欺诈，并动情地描述他的梦想：“让所有小企业安全交易的梦想，一个重塑商业诚信的梦想。”去年11月，他又在阿里巴巴第三季度财报分析师会议上称，阿里巴巴主动终止了约1200个账户，加上以前的，总共已经达到约4000个账户。

言，不可谓不重视；行，不可谓不狠厉。但即使如此，卫哲也难以解决阿里巴巴商业模式和“德治”管理模式的内在冲突。从电子商务诞生起，网络欺诈一直是挥之不去的“影子”，阿里巴巴B2B作为会员制信息交换平台，更是放大了网络欺诈的可能性，若要“刮骨疗毒”，只能通过严格的审查制度和流程实现。但恰恰阿里巴巴的价值观是强调对员工信任，并通过一套价值观考核体系来建立信任的基础。在一次演讲中，卫哲提到：“有了这套价值观的考核体系以后，我们在正常的业务流程中不断检查，而不是去完善补充增加法制，法制越强，德治就越弱，因为法制是基于对别人不信任。”某种程度上，卫哲类似于与风车作战的“唐吉珂德”。最终，精疲力尽的他只能失意远去。

阿里巴巴为何要在此时踢爆“供应商欺诈”丑闻，门外者很难得窥内幕。无论这是一场阿里巴巴内部的人事清洗，还是单纯的“捍卫价值观”之战，卫哲过去四年多的业绩都可圈可点。2007年上市前，阿里巴巴季度营收规模约5亿元，季度净利约1.5亿元。到2010年第三季度，阿里巴巴营收14.5亿元，净利3.66亿元。三年间营收增加2倍，利润增加1.44倍。在金融危机冲击和B2B业务日渐老化的背景下，卫哲可谓功不可没。

但批评者认为，正是这段时期的辉煌业绩为阿里巴巴的诚信危机埋下了伏笔。卫哲之离去，未尝不是其职业经理人伦理的闪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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