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财新网报道，近期银监会下文约束农村中小金融机构的平台贷款，以及投资理财或信托产品的业务，以确保其资金支持“三农”。我们看到，在当前复杂的经济形势与政策背景下，这或许体现了监管部门多种意图的混合。
我们认为，下发该文的最主要原因，还是在针对地方融资平台负债、影子银行的调控日益严格的背景下，担心风险抵抗能力较弱的农村金融机构深陷其中，正如在上世纪90年代，风险失控曾导致农村金融机构普遍困境，进而造成大量机构撤并和“离开农村”。同时，虽然农村金融机构的资产业务规模较小，影响有限，但下发该文也有利于保持监管和调控政策的一致性。
当然，令人担心的是，该文从另一个侧面似乎证明了，包括农村商业银行、农村合作银行、村镇银行、贷款公司、农村信用合作类机构、农村资金互助社等在内的所谓农村金融体系，当前的业务“脱农”现象再次变得非常严重，以至引起监管部门的风险关注。客观上讲，2006年以来的新型农村金融机构改革，加上近年来对发展农村金融的政策引导，使得农村金融“缺血”有所缓解。但是，由于缺乏对农村金融需求的培育，同时也缺乏金融供给的持续“造血”机制，农村金融机构的“脱农”早晚又是必然的。因为在商业化、市场化原则下，风险收益的比较使得任何金融机构都更愿意选择非农业务。
反过来看，该文对于农村金融业务的强调，仍然只是政策习惯使然，并没有更多突破点。最大的意义，还是使农村中小金融机构避开调控风险。在调控之前，地方融资平台显然都是优质业务，农村中小银行业也在大银行的表外业务链中获得稳定回报。在调控加码之后，并不足以使这些机构转回到风险收益比仍不理想的农村，而是迫使其在监管框架内寻找其他“脱农”路径，也不足以根本上解决其风险敞口。
如果从源头上看，农村金融机构的问题不在于自身，农村金融的困境也源于金融之外的因素。不得不承认，在农业产业生产效率提升缓慢、人为城镇化造成城乡差别和“剪刀差”更加严重、农民收入和福利提升相对滞后的情况下，农村金融的有效需求也缺乏稳固基础，何况还有相应制度和信用环境的缺失。这些都提出对发展思路、政策环境、增信机制的迫切创新需要。
回到农村金融机构身上，过度追求商业化运营和风险控制，必然使其早晚远离农村。要改变这些，政府或者要大力发展真正的合作性金融组织、政策性金融业务；或者依靠法律形势来约束特定农村金融机构的涉农业务规模，并且给予相应的财税优惠；或者在利率市场化背景下，放开农村金融机构的定价机制，使其能够得到足够的风险回报补偿。
此外，要使得农村金融机构扎根“三农”，还需要其投资人和股东注重本土利益，把风险收益之外的因素也作为投资价值考量。国外一些成功经验表明，这就应使这些机构摆脱大型金融机构的附庸地位，使其股权结构进一步多元化，尤其是以来自地方和社区的民营资本为主。
可以说，农村金融改革成功与否，不是几份文件所能做到的，也不是行政意愿所主导的，而是应设计出合理的持续制度保障，使选择涉农业务真正成为农村金融机构的理性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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