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在今明两年会否发生债务危机，最近成了全社会关注的热点话题。
一个国家的债务，大体可以分为这么三类：一是公共债务，二是企业债务，三是居民债务。债务危机的发生，具体也就发生在这三类之中；无论哪类债务危机，都有可能引发全面的债务危机甚至经济危机。
美国债务危机起始于次贷危机，属居民债务危机率先爆发。为防止次贷危机导致经济崩溃，美国使用扩张性财政政策，结果财政状况持续恶化，转变为越来越重的公共债务危机。
欧洲债务危机则起始于希腊主权债务危机，属公共债务危机率先爆发。危机爆发后，整个欧盟有超过 2600万人失业，在希腊、西班牙、意大利以及葡萄牙的部分地区，年轻人失业率高达 50%。
当代经济，绝无隔洋观火之庆幸，更何况当前中国尚属出口主导型经济体。在美、欧债务危机越演越烈之后，中国首当其冲遭遇牵连的，当属企业债务危机。
2008年次贷危机爆发，严重冲击到中国实体经济特别是出口型企业。“祸不单行”的是， 2008年 6月 7日，央行又宣布上调存款准备金率 1个百分点。许多企业的资金链，更加趋向断裂边缘，企业债务危机一触即发。
这种情况下，“抱团取暖”成为这些企业迫不得已的应对举措。所谓“抱团取暖”，是指企业之间以互保、联保方式来提高资信，以便逆势争取资金、保证现金流，而采取的一种非常措施。
第一波企业债务危机，就这样先被企业自救式的“抱团取暖”抵挡了一阵，然后，才最终被“出手要快，出拳要重”的4万亿元投资所化解。当然，伴随着4万亿元投资，是地方投融资平台的兴起。
第二波企业债务危机，远比第一波危机来势凶猛。2011年，素有民间资本“晴雨表”之称的温州，曾经历一场史无前例的企业债务危机。在中央高度重视和浙江省、温州市采取“政银联手化解”的断然措施后，才得以安然渡过。
如温州这样暴风骤雨般发生的企业债务危机，在中国大地上其实并非个案，只是由于采取了强有力的措施，这些债务危机最终没有蔓延而已。因此，债务危机距离中国并不遥远，甚至可说是近在眼前就在身边。
对企业债务问题，不少学者持有警惕。譬如，中国社科院副院长李扬在2012年5月17日曾说，尽管中国债务占 GDP比重为168.9%，处于一个健康范围之内，但中国企业债务占GDP比重达105 .4%，在所研究的20多个国家中是最高的，直逼陷入深度危机的国家。
李扬认为，企业负债过多，如果经济能够平稳且在高增长的轨道上运行，就不会出现问题，但如果经济出现波动下滑，企业或现偿债困难，将会导致银行不良资产出现问题，从而牵扯到整个金融体系和国民经济。
无独有偶，国际清算银行经济学家在2011年的一份报告中亦称，当一个国家企业负债超过GDP的90%时，就会拖累经济增长。而据渣打集团分析师估计，截至2012年底，中国企业负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达128 %，较2009年底的101%有所上升。
值得警惕的是，在企业债务风险节节上升的同时，地方债务风险也在迅速攀升。3月13日，央行行长周小川就“货币政策与金融改革”相关问题答记者问时表示，目前约20 %的地方融资平台债务无偿付能力。
融资平台正常运转前提是土地价格保持稳定（升值），而土地价格保持稳定（升值）的前提，则是经济平稳增长和货币政策适度宽松。一旦经济波动或货币收紧，融资平台风险就会暴露。
2013年广义货币供应量（M2）预期增长 13%，也就意味货币政策可能转向中性或适度从紧，如果再遭遇如 2008年、 2011年那样实体经济下滑，地方债务危机和企业债务危机，就可能会“双碰头”。
在关注欧洲主权债务危机是否中止恶化、美国“财政悬崖”能否避免的同时，对我们自己的债务风险恐怕也不可掉以轻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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