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中国社会经济生活中的一个重要变化，是金融地位的显著提升和金融深化程度的日渐提高。国有大型金融机构股改以来的增量改革，在不触动原有利益格局的前提下，以微观金融机构为改革出发点推动金融业实现了高速发展。可以说，金融的影响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广泛，金融与社会公众的联系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紧密，金融受关注和重视的程度也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突出。
然而与钢铁、水泥、多晶硅等行业一样，金融业在经历规模大跃进之后，也存在一定程度上的产能过剩。随着竞争日趋激烈，在中国利率双轨制—存贷利率固定、理财产品等民间融资利率市场化的背景下，商业银行为求利润，通过各种途径办法将信贷业务包装后投入高利率市场，走上了高风险、高收益之路。金融与实体经济的剪刀差亦越拉越大。
美国次贷危机，昭示了金融部门与实体经济部门发展的"马太效应"使金融危机的爆发具备了条件。中国经济持续下行也预示着金融增量拉动实体经济的发展道路走到终结。
中国作为应对全球危机措施的"调结构"效果并不明显，原因在于措施往往只是针对实体经济，其实金融业的结构改革更为重要。中国的金融体制在服务实体经济时面临三大问题——金融资源配置效率低、金融体系结构不合理、金融服务覆盖面窄。这三大问题加剧中国经济的结构失衡，并进一步限制经济中最有活力和创新精神的群体。金融存量改革与实体经济结构改革并行的"双向调结构"才会释放出效率和创新。
金融存量改革的要义，是指通过对整个金融体制进行实质性改革实现最终的制度创新，使金融增长模式从国家背书下的体制内无限膨胀扩张转变为体制内外无差异竞争，以实现金融资源公平、合理、有效配置。在未来中国的金融发展进程中，其应被置于最核心的地位。
一是金融制度红利加快释放。解决民间融资难的关键是打破体制内大型国企和体制外中小企业面临的双轨制利率。为此，应推进利率市场化步伐，建立存款保险制度，打破隐性担保，使各金融主体风险自担、优胜劣汰, 重建市场风险定价体系。中国金融业对实体经济服务不够遭致诟病，但并非机构数量不足，相反恰恰是机构粗放型设置的结果。而且CYE民营产业资本进入金融业早已此起彼伏，在隐形担保思维下，无一不激进走上了复制国有金融机构“太大不倒”的道路。如果上述制度安排不能真正落实，再多民营银行设立也无补。
二是金融机构职能重新定位。我国金融业应从自我膨胀的发展方式脱身，主动将自身发展规划融入国家发展战略，从解决当前实体经济融资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出发，在审慎控制风险的前提下，大力推进客户战略、产品战略、渠道战略和区域战略转型，优化金融资源配置方向、提高金融资源配置效率，从而真正回归到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本位，在促进实体经济发展的同时实现银行业自身发展方式转变。
目前中国金融“去杠杆”的过程实际上倒逼银行与非银行金融机构职能的重新定位。商业银行该将自己已有的表内信贷资产盘活，将由表外转入表内的“增量”资产用好。非银行金融机构又该如何更好地发挥直接融资功能，而不是像以往那样通过银信、银证合作方式（实为银行“通道”）派生出的直接融资。
三是金融创新工具重新优化。中国金融改革30年历程已经证明，创新发展才是硬道理。我们既要更加稳健地推动创新进程，更要盘活现有金融创新产品，以免陷入“推一个、死一个”的怪圈。资产证券化一直被寄予厚望。从中国资产证券化实践看，步履蹒跚，深入发展受到制约。如由于没有建立资产证券化所需要的独立法律法规，一旦出现纠纷，基本权利在司法实践中可能会得不到法律救济。其次，信贷资产支持证券投资者极度有限、高度集中，商业银行同业交互持有现象突出。再有，资产支持证券缺乏流动性的问题并没有得到根本的解决。基础资产的类型虽较为丰富，但每种往往只有规模不大的一两单，加上资产支持证券类型分散，档期利率偿付条件等各异，难以形成有效的对流。只有扩大规模推出更多的产品，吸引更多的市场人士关注和研究它，才能够形成一个完善的一、二级市场，使产品真正焕发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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