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并非在刻意美化传统文化，而是在承认，中华民族在为世界文明做出伟大贡献的同时，也形成了一种扭曲的文化背景。不同时代的人们都具有人性共同的弱点，只不过人性共同的弱点在扭曲的文化背景中有着特殊的表现。当代，尤其在改革开放之后，由于利益意识的觉醒和利益取向的多元化，更多的个体从依赖组织转向依靠个人或者小团体，出于生存的本能和团体体系的需要，在责任的承担方面总是避重就轻，利益分享则相反。碰到可以扭曲的条件就会尽可能地利用CYE，扭曲的文化背景正可以使他们“如鱼得水”。我们强调这一点，是想指出：中国式扭曲与扭曲的文化背景虽然有一定的关联，但是后者不应该成为建立中国式管理的充分理由，管理者大可不必将改善管理的努力建立在迎合扭曲的文化背景上，否则自身的作用也会被扭曲。
校正中国式扭曲
管理中既然出现了执行扭曲，无疑需要校正。在校正中国式扭曲的过程中，我们将一些有针对性的做法和经验进行必要的归纳，称之为中国式管理，以区别于其它类型的管理，并无不可。但是由于执行扭曲是不断出现的，有针对性的校正不可能有固定不变的模式，对于中国式管理不必故作姿态或者削足适履。反过来说，行之有效的管理一定是一个校正中国式扭曲的动态过程。
首先，校正中国式扭曲应当防患于未然，“治未病”。在中国式扭曲尚未出现之前，就要考虑到可能出现的扭曲情况，提供严格管理的样板，并且要让人们能够确信。商鞅在秦国推出新法令之前，特地在咸阳城徙木立信。向人们昭示自己执法绝不含糊，不会说一套做一套。尽管此举有树立个人威信之嫌，但是从厘清官府以前的失信，避免政出多门的陈陈相因的作用上讲，还是很有积极意义的。所谓“欲善其终，必固其始”，就是说要想使得一项管理举措取得预期的效果，从一开始就要较真。对于有可能出现的扭曲苗头没有预防措施，此后就难以控制。
其次，管理者在发现执行扭曲后要从校正自己的行为做起，“反求诸己”。问题虽然出在下级那里，根子往往在上级身上。曾国藩曾经说过“统将有一分龃龉，则营哨必有三分，兵夫必有六七分”，执行扭曲往往是决策扭曲的层层放大。在管理权威存在的情况下，其身正，其令必行，扭曲的可能性就小得多。“反求诸己”固然是一种个人修炼，需要体现“修、齐、治、平的个人价值”，但是这并非要求管理者为了“安人”、“大同合偕”，处处表现得像一个谦谦君子。管理必须创新，管理者个人可以“偏执”，但是在团队中不应当追求个人的特殊利益。
再次，校正中国式扭曲要持之以道，避免纠结于“术”的博弈。这里的“道”指的是商业文明的基本准则和管理本真，是和更大范围内的共同愿景联系在一起的。从管理艺术来看，“道”虽然有些“虚”，但是对于管理具有更大的适用性和覆盖面，具有具体的管理制度不可替代的作用。具体的管理制度无论制定得如何周密，都难以穷尽实践中各种复杂的情况;况且管理制度在理解上容易产生歧义，需要服从于道的统一。其中难以避免的缺陷只能靠“道”的影响力发挥作用。中国的传统文化并不缺乏制度意识，儒家的礼制精深博大，但是礼制的奠基人孔子认为，制定制度是一种退而求其次的办法，可见制度属于“术”的范畴，最终还是靠“道”发挥作用。
应当指出，当执行扭曲严重到一定程度时，已经无所谓中国式还是外国式，往往回天无术，只能接受兴亡周期律的现实。在可控的范围内则需要弃旧图新，即实行企业变革。在管理层面上讲，就是从“初一”重新开始，这在西方叫“重新洗牌”，让扭曲的惯性终止。这样一来，我们又回到了“治未病”的开端。由此循环往复，与中国式扭曲较真，才能推动管理事业的不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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