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周末：新东方的商业模式是不是现在也在调整？
俞敏洪：培训人群改变了，商业模式就得跟着变。如今中国主体出国人群是中学生，而且美国给中国学生的全额奖学金越来越少了。在上世纪90年代美国经济好的时候，他们给中国留学生的奖学金一年有三四万人，现在中国人去念博士拿到全额奖学金的，一年5000人都不到，去读硕士大部分都是自费。美国人也发现，中国人现在很有钱，是不需要给奖学金的。所以，穷人在中国和美国上好大学的机会被同时减少了。人群改变的一个结果是，普通家庭的孩子留学机会少了。教育不均衡不仅体现在国内，而且在国际留学上也深刻体现出来了，这是一个令人担忧的现象。
南方周末：你是否注意到，中国当下的社会阶层区分已经越来越明显。
俞敏洪：它是自然被区分出来，而不是故意的。其中有中国体制的问题，政府官员的权力比较大，其子女比较容易享受到优质教育的机会。在全国范围内，乡长以上的干部子女基本上都能上当地最好的幼儿园、小学、中学读书，然后基本能保证上中上游的大学。现在出国的人群中有钱人占到了95%，剩下的5%是去读博士的，这些人确实成绩很好。
南方周末：这对新东方的生源有什么影响？
俞敏洪：没有影响。无论穷人富人，在考试上都是一视同仁的，这对我们只有好处。我本人特别喜欢大班名师的授课模式，像1000人同时上课，学生来大班上课是带有学习自觉性的，不是被强迫的。但现在，新东方的教学模式基本上都是小班了，原因是人群从大学生转向中学生，中学生的自觉性不强。以一个100人的班为例，顶多有20个学生有学习自觉性，学习一半是被父母决定的。父母更倾向于选择20人或更少人的班，于是学费就大幅度提高，而许多家长们不在意钱，所以一对一业务就大幅出现。
我现在对新东方的老师说：当初我们是火上浇油，学生已经有火了，我们浇把油，学生学习更积极；现在你们最重要的任务，是把淋湿的柴烘干并点燃。如果你不点燃学生内心对于自己想要追求前途的热情，教学水平再高也没有用。现在大部分孩子出国，不是因为要努力上一个好大学，而是出国比在国内更加自由，他对上学的概念是模糊的。
中国孩子到美国一般会有一年的动荡期，主要是他们上课听不懂，心情不安宁，不熟悉当地文化。此外，他们和美国学生交流也有难度。不过，一年以后就基本好了，这主要有几个原因，第一，他们发现美国大学的教学对他们更有吸引力；第二，美国的教学理念和方式给他们带来新奇感；第三，他们在美国参加学生活动，看到人家的学生学习非常认真时，他们不可能不认真。中国学生有一个底线，就是如果被学校开除了，是没有面子的，所以至少保持在底线之上。然后，他们就慢慢接受了美国的教学方式，进入了学习状态。
我觉得这点是美国大学比中国大学强很多的地方。如果追根溯源的话，就是我们从小到大给学生灌输什么价值理念，以及公民素质的问题。这些东西我们不能深刻讨论，一讨论就涉及意识形态问题了。当一只鸟在笼子里关太久，你把笼子拿掉，它也不会飞了。就像中国孩子到了美国，应该是非常快就会有创新能力，但是事实上要很久，因为思维模式的改变就像换了个人似的。
“从社会责任层面想问题， 有时会比较绝望”
更多时候，我还是把自己当做商人来看待。
南方周末：新东方有没有刻意培养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
俞敏洪：这个事情我不能深入思考，否则新东方要关门了。因为新东方并不是一个教育理念实践的场地，只是一个商业性的教育机构，所以我就把事情想得浅一点。如果从哲学层面、社会责任层面想问题，有时候会比较绝望。我本人的价值理念，是想帮助社会底层的人成长起来，因为我自己也是这样成长起来的。所以新东方每年才会通过团中央“自强之星”的活动，对两三千贫困大学生进行学费的支持，因为有钱人不需要我的这种支持。
新东方的现状是，90%以上的客户都是相对比较有钱的。之所以我把新东方兴高采烈地做下去，有几个要素，第一，一个社会是需要大面积的培训，不管来自什么家庭都一视同仁；第二，一个社会是需要精英的，进入新东方的人部分是来自精英阶层，我把这些人界定为到了一定状态的政府官员、企业家和知识分子；第三，新东方挣钱后，对于社会底层的教育服务是有益的。
2013年下半年，我们就实施一个计划，新东方各地的培训学校每年必须完成一定量的当地小学生、中学生和大学生贫困家庭的培训，比如一个30个人的班只招到25个人，多出5个人并不会给新东方带来太多成本，就要求当地新东方学校、相关学校团委或者农民子弟学校进行合作，把5个空座位免费给贫困家庭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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