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这位微软中国的首席执行官对人际关系的处理是一种长期以来的习惯，他对人际关系能力的认知和培养是他在中国常州度过的少年时代的延续。唐骏从小学5年级就开始投入地完成父母的心愿，作为普通工人的父母最大的心愿是赶快盖起几间房子，好为三个儿子娶上媳妇。从小学5年级到初中2年级，唐骏两年半的时间里主要的精力就放在了盖房子上，他还因此而长期逃学：“就在还是孩子的那段时间里，我学会了讨价还价和如何跟人打交道。举个例子，比如去买墙上用的荆条，如果你跟仓库管理员的关系好一点，你就可以从5000根里挑选自己想买的200根，粗细就完全不一样了。提货的时候，我的本职就是跟他去说话，让他喜欢我，这样我就可以花很多时间在里面挑选我喜欢的荆条。买黄沙的时候也一样，如果你跟看沙的人关系搞好了，一拖板车1吨的黄沙你就可以装到1.2吨。”
也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唐骏在对待社会、对待一些事物的时候，各个方面进行了一个很大的调整，“在某种意义上来说，也培养了我的一些朦胧的商业意识。”这段经历让唐骏如此刻骨铭心，但显然还远不只是这些：“那时候，我经常旷课到河边捡石子，预备给房子打地基用。河边那条路是我们上下学的必经之路。小孩子的心态很复杂，尤其是那时刚刚萌发出来一种对异性的好感，你知道，同学们上下学的时候是我最紧张最害怕的时候，在自己喜欢的女孩子面前却像一个穿着破烂的童工。那时刚刚对自尊心有意识，最敏感，心理上感受到强大的压力。”唐骏现在把自己之所以能够承受当前的压力追溯到此，小孩子就能够承受那么多的压力，工作中好像已经没有什么，“当我接这个职务的时候，很多人认为我压力很大，我觉得虽然不是无所谓，但是却没有压力。”
唐骏少年时代参与建造的那所唐家的老宅子，现在已经没有人居住了，但唐骏却在老宅子的旁边盖了一间小房子，雇人看守了起来。他经常回去看看，就在其就任微软中国总裁的前两个月，唐骏还回去忆苦思甜了一番：老房子还有一种磨砺作用。
似乎正是这种巨大的人际关系能力推动了唐骏的发展。虽然唐骏在北京邮电学院学的是应用物理专业，但大学前三年的唐骏既不喜欢这所在当时还不怎么有名望的学校，也不喜欢这门枯燥无味的专业。他的目标是复旦，那是江南一带学子的首选，但当年任校长的苏步青先生的一纸文书——语文不及格者不可入复旦——彻底断绝了唐骏的梦想。
唐骏在北邮漫不经心地晃荡了三年，“我现在都不敢回到母校去做演讲，因为我前三年的成绩实在是糟糕，经常是70多分，甚至有的竟然只有60几分。”但还好，第四年，唐骏幡然醒悟，决定跨系考研究生。唐骏说：“那一年，我比谁都努力，于是我以全校第二名的成绩中榜。所以我开始特别相信努力这个东西，我可以不要聪明的员工，但是我一定要选择努力的员工。”
但是，由于前三年表现不佳，唐骏被从北邮出国名单上删除。也就在这个时候，唐骏发挥了他以往跟人打交道的能力。唐骏那时正在位于美术馆附近宽街的科学院半导体研究所实习，他把当年北京市高等院校招收研究生的所有的招生手册全部找来，一页一页地翻看，寻找哪个学校有公派出国的名额，然后跑到研究所狭长廊道中的电话机前挨个给每个学校的招生办打电话，询问是否有出国名额，如果有是否被用掉。
结果，北京广播学院成全了他，唐骏现在回忆说：“我给广播学院的老师打电话，询问这儿是否有出国名额，他说有而且没有用完，然后我把我的情况介绍给他，请求与他面谈，这位老师答应了，我表现的非常坦诚，尽量给老师留下不错的印象。我过了这一关，于是我把档案从北邮调到北广，接着我就开始往教育部跑，教育部的负责人告诉我说已经截止了，我就每天骑着自行车在他上下班的时候老实地等候，结果是他审了我的资料，我成功了。”
微软公司负责全球移动技术的总监迈克·威尔斯说：“唐是一个相当聪明的家伙，他对微软的文化有清楚的了解，他知道该怎么做。他能让你在跟他吃完一顿饭后就立刻喜欢上他，我就是这样，这就是他的本事，我希望和他今后合作愉快。”
观察和寻找机会1985年10月，金秋，唐骏到了日本名古屋。第三天，唐骏就找了一家店面刷开了盘子。当时唐骏的奖学金是每月8万日元，突然有钱的唐骏不知道怎么花，只想着还要再赚钱。刷了几个月的盘子后，唐骏又想多赚点钱，于是应聘去了一家日本的私塾做起了教师，然后对私塾的收入又有点不满足，开始教授中学生，最后每周抽出两个下午，做起了一所大专的固定教师。工资从每小时625日元到1500日元到2000日元，最后到了4000日元。
日本人一般不愿意聘用中国人做教师，唐骏凭借流利的日语蒙混过关，这是唐骏现在还颇为得意的一件事：“听我说中文，你知道我是南方人；但日本人听我说日语，却判断不出来我是哪里人。”唐骏那时对自己确立的判断是：“我不是一个足够聪明的人，可以静下心来做研究。只有像张亚勤博士那样的人才可以做研究，后来我到微软，也只是做一名程序开发人员，因为那只是熟练工种，思维清晰有条理的人就可以胜任。在我的上海技术中心，有的员工甚至可以没学过计算机。”尽管唐骏在日本人身上学到了很多，诸如做事的规范性和精益求精的态度，但唐骏始终有一种被束缚的感觉。于是1990年9月2日，唐骏以做博士后的名义飞抵美国加州。
唐骏善于观察和发现机会，并能迅速捕捉到这些机遇。1992年，东南亚卡拉OK风靡，他把自己发明的卡拉OK记分器的小装置成功地卖给了韩国三星，当然8万美元的价格与它其后带给三星的相关利润（如三星以150万美元的价格又把其卖给了“先锋”）相比是九牛一毛，但让唐骏创办自己的小公司却是绰绰有余。
软件公司不需要太大投入，最多买几台电脑就可以了。那时候486的价格仅1000多美元，四、五台机器四、五个人的“双鹰公司”就这样开张了。随后，唐骏又创建了所谓“好莱坞娱乐影业公司”，在刚刚开始海外走穴的中国大陆演员和美国之间架起了一道桥梁，干起了娱乐经纪人和一家帮助办理移民手续的律师事务所。唐骏坦白，这两家只是几个人的“皮包公司”，只不过取了个挺气派的名字，钱多少赚了一些，但到1994年加盟微软，唐骏的身家也不过一百万美金。
1994年，唐骏自己走入了微软的视线。当时他观察日本人性格内向，介绍婚姻居多，于是就想做一台机器实现婚介的功能：“我们便开发了这样一套设备，其实是一台PC，一台打印机，一个摄像头和一个麦克风的组合体，就像游戏机一样。这个机器做好，我们便把一些数据放进去，500个男的，500个女的。新来的人登陆一下，把你的资料输进去，数据就会出来几个可供选择的对象，只能选一个，然后可以发邮件，信息可存放在电脑里面，如果女孩来查看，便可与你联系，每去查看一次就要收费。”
唐骏把这套设备成功地销售给了日本的ESS公司，ESS公司又把它安装在超市等公共场所，推向日本市场，也把唐骏推进了日本微软的视线。日本微软把这个信息传递到美国总部，微软把橄榄枝伸向了唐骏。“我始终在不断地寻找商业机会，我做软件，做数据库，做游戏。当时我对游戏很感兴趣，我还做了一些电动玩具。但我最想做的是软件公司，但总是无法做大，非常苦恼。于是我决定去微软呆上两年，看一下微软是怎么做的，看清楚了就回来。”事实上，这一去如今已经8年，唐骏和微软结下了不解之缘。上海微软全球技术中心的迅速崛起成就了唐骏，除了唐骏自身杰出的管理能力外，不可忽视的是微软公司对技术中心实施的不同于对微软中国有限公司的大方的投资行为。唐骏由此声名鹊起。
“在正式对外发布前不到一个星期，我才得到通知。在此之前，没有任何人给过我暗示。3月25日，上司给我打电话，说公司批准我是下一任中国总裁的候选人，让我作慎重考虑。当时我没有接受，因为那时我还兼任上海一家合资公司的CEO，是出于工作上的考虑。但紧接着，公司内通过各种方式各种人开始对我阐述这个工作的重要性，作为一个职业经理人的素质考虑，我最终接受了任命。”唐骏显然并没有做好准备。微软中国直接向亚太区总裁报告的公关经理张飒英一星期内发出去两个新闻稿：高群耀的离职和新总裁的任命。这和微软此前的作风完全不同。
表面上的唐骏是个温和儒雅的人，他习惯将办公室的门敞开着，让面向他的门而坐的员工多少有些锋芒在背的感觉。他看上去喜欢观察别人，对与他认为能够施以影响的人的交谈有浓厚的兴趣。这是微软公司的风气，一种埋在骨子里的个性张扬。毫无疑问，听唐骏的演讲，你会发现他是一个颇有煽动力的人，这是创业者的素质，他能让血气方刚的员工们血脉贲张。但微软中国的现状，显然已超越了创业阶段，唐骏要思考的恐怕是要用怎样的方式才能真正有效地调动起员工的激情，而不是让这种激情只是昙花一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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