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岁末，李连杰的心仍悬着。他参与主导运作的壹基金欲注册成为公募基金会的申请，一直没有批复。

这个资金募集额度已超过2.7亿元的机构，徘徊在公家人和民间人之间，因政策特例，以非公募基金之名行公募基金会之实，在名实不符的身份焦虑中，壹基金正在谋求“名正言顺”的转变。

壹基金背后，是数百个乃至更多处于“中间地带”、打着擦边球的民间基金。“与其让它们悬浮在中间状态，面临各种质疑，不如有条件承认他们，让它们进入法律框架，更好地监管和合理利用。” 清华大学创新与社会责任研究中心主任邓国胜指出。

在答案未决前，业内人士也呼吁类似的基金不要坐等，要从加强自身制度建设和透明度做起。12月2日，非营利组织“基金会中心网”理事长徐永光就介绍，他们通过5个月的努力，仅仅收集到30%的基金会年报信息。

壹基金的尴尬

壹基金缘何要转为公募基金会呢？

我国公益基金会分为公募和非公募两大类，前者大多为官办，可公开募捐，后者不能。“民间出身”的壹基金无公募权，但其倡导的月捐一元的“人人慈善”理念，却必需以公募权作后盾。因此，他们找了个婆家，从2007年起，壹基金和众多明星基金一样，挂靠在中国红十字会下成为专项公益计划。

“我们借母体红十字会的公募牌照进行募款，钱进入母体专户，遇有项目执行时，再走母体内部财务流程拨付使用。”壹基金执行主席周惟彦接受本报采访时介绍。

周坦言，即便变通地“获得”了公募权，壹基金仍无独立法人地位，执行团队的招聘、合同签订、发工资都是难题。

质疑声也伴随着这家特殊身份的基金。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NGO研究者向本报表示，“按照章程，母体红十字会是专事人道主义救助的团体，资金用途集中在救灾和紧急事件，作为子计划的壹基金，其资金用途也不能超此范围，但事实上他们违规动作不断。”

周惟彦解释称，壹基金人人慈善的公益理念，不免和母体较为狭窄的资金使用范围相冲突，但支出的范围并非随意，同时受母体公募章程和上海壹基金非公募基金会章程制约。

李连杰也表达过无奈：“如果前面是红灯，我们肯定不走；但如果是黄灯，为什么不能做？”

邓国胜注意到，类似情况并非孤例。公开数据显示，仅挂靠在红十字基金会的专项子计划就有50个。加上其他各大公募基金会乃至地方基金会的各种挂靠，类似基金计划保守估计可达几百家，资金规模可观，但运作状态不一。

“一类是冠名后完全交由母体公募基金管理和执行，问题不大；另一类虽然跟母体宗旨不一致，但确实在进行专项公益计划，法无禁止，无可厚非；还有一类资金具体运行范围与母体关系不大，产生很多问题”。邓说，由此就带来身份监管的必要。

公募的铁门

近一两月，尽管壹基金被舆论推向风口浪尖，但作为主管部门的民政部官员在各种场合均无正式表态。

“政府不可能这么快同意。基金会条例颁布才五年，民间力量也在最近五到十年才集中参与到公益事业中来。非公募基金会自身乃至民间力量做慈善，尚有很多不规范的地方，一旦放开公募权，怎么控制，如何监管？”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杨团反问。

她断言，在政府找到行之有效的监管措施之前不会放闸。

但也并非铁板一块，此前已有几个民间组织获得“公募牌照”。

中华少年儿童慈善救助基金会是一例，但据称其获批过程长达10余年。2009年末，由NPI参与发起成立的上海公益事业发展基金会是另一例。“这个基金会能够批准下来，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此前NPI与地方政府多项公益合作，有了信任。”NPI一位项目官员说。

虽然这些成功案例具有较浓个体色彩，但仍给壹基金等民间力量以希望。

去年底今年初，壹基金成立了由企业家王石为首的申请公募筹委会，王任会长，共七个企业家及知名人士担任委员。

目前，筹委会仍在等待。对于前景，周惟彦很淡然，“可能很快，也可能是几年。如果在国家决定正式放开公募基金会注册前，现在挂靠状态的壹基金已经不存在了，我们也仍会继续。会放弃公募，用非公募的钱做公益。”

打破垄断性慈善

无论现实可能性多大，公募权的放开都将渐行渐进。

邓国胜介绍，从地方一些先行个例和越来越多的挂靠基金计划可以发现，改革道路不可阻拦。从具体措施看，邓给出的药方是将原有主管主办的双重管理体制转变成为“主管主办单位合一”的体制，由民政部门一家登记主管，同时把好准入审核关。

邓国胜指出，民间慈善力量的财务信息公开透明乃至行业道德和自律建设也急需加强。“政府的疑虑不是没有原因。我们的公开透明做得还很不够。一些机构给出的财务报表，哪怕专家也看不懂。”邓感叹。

此外，公募基金会僵化的体制，也被认为需要迫切改革。

曾系统调研过国内1800多家基金会的邓国胜曾经发现，汶川地震后， 760多亿的慈善资金多数聚集到公募基金会，形成资金堰塞湖，不能及时花出去；而由于政府惯性行为，这些民间自掏腰包的资金，接近八成流入政府财政专户，变成了政府的“额外税收”，由政府部门统筹用于灾区。

邓指出，之所以出现这样的资金局面，重要的原因之一便在于公募权几乎垄断在官办慈善机构中，而具体到资金使用上，却并不能保证全部并及时地还惠于民间。

作为业内资深人士，南都公益基金会秘书长徐永光直言，慈善由政府来做，自己又当裁判又做运动员，就会造成监管缺位，公募基金会长期保持官办色彩，会出现诸如摊派捐赠等问题。

“慈善本就属于民间的事，应该还归于民间。”徐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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