缺乏明确定义
“到底什么是私募?它本身并没有明确的定义。很多问题也由此而来。”刘少军强调，私募可以包括很多种形式，可以用公司的形式来募集，也可以用合同的形式来募集，还可以用信托的形式进行募集。
“契约型的私募公司应该采取何种形式的契约?多种多样的私募哪种合法、哪种不合法。现在信托的私募是信托公司来做、法律上是有明确规定和规则的。我们所讲的没有规则的部分就是私人以契约的形式来做的私募。”
在私募概念尚不明确的前提下，市场上出现了种种“伪私募”。在传销式的非法集资过程中，不少犯罪行为是以私募基金为伪装的非法集资犯罪。
甚至有的担保公司、个人专门寻找私募基金公司寻求合作，协助吸纳资金从中渔利，造成非法集资规模的恶性膨胀。虚假注册、抽逃资金、信用卡诈骗、洗钱等违法犯罪活动，也较容易在这类案件中出现。
“由于私募没有明确的定义，那么多少人集资算是私募?刑法有相关规定：30人以上属于非法集资，那么，是不是就意味着30人以下属于私募?”刘少军说，在很多农村存在的“和会”的集资形式，这种形式在我国已经存在了上千年之久，多少人属于合法，超过多少不合法?简言之，界定私募的标准是什么?“5个人，每人出10元钱。这个算不算私募?”“台湾在上世纪60年代就已经将和会的规范写入民法，我们还没有。”刘少军表示。
基金立法亟须“母法”
事实上，尽管私募乱象丛生，但很多人认为不应该对私募进行规范。
“因为公募立法的一个主要功能是为了保护社会公众。而私募是专业人士在做，限于一定的人群。毕竟是少数人，从投资人保护的角度来讲就不需要特殊保护了。”一位业内人士对记者说，由于私募基金并非按照信托原理(契约型)或公司法原理(公司型)加以构建的，所以没有形成基金资产所有权、管理权和监管权“三权分立”的制衡机制，基金有名无实，是属于一种松散型的组织体。“基金管理人没有形成有效的组织结构，不少就是一个皮包公司，责任不明确;投资者的权益多以保底收益的书面承诺或口头承诺保障，很多时候得不到法律的保护，投资者投资风险大。”
“我的观点还是要规范、要监管。”上海嘉裕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刘方生在接受法治周末记者采访时说，私募基金的设立、解散、投资失败结果的分配都应该加以规范。私募基金中的很多具体问题，如果规定依合同约定解决尚有法律依据可循;可是，如果合同没有明确约定，就不好处理了。
但是如何监管也是问题，李曙光告诉记者：“对私募基金的监管也没有明确的部门。立法也没有一个部门去推动。目前，证券投资基金法已经有了，下一步是否还要出台产业投资基金法是业内所关注的。因为证券投资与产业投资实际上联系非常紧密，要想完全区分开是不符合实际操作需要的。”
李曙光表示，目前最核心的问题是，应该有一个基金法的“母法”，而不是单个的私募基金法。在证券投资基金法出台之前，学者们就呼吁制定一部基金法，但到现在也没制定出来，其中原因非常复杂。比如在中国社会存在了上千年的和会形式，这样长期存在的募集方式怎样来用法律规范都是争议很大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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