驰骋商场十余年的黑龙江商人王贺君，最近在蒙古国遇到挫折。“蒙古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我个人投入数百万元人民币，到现在还没收回成本。”王贺君2013年独闯蒙古国，本打算在乌兰巴托市苏赫巴托区分包融雪剂，但对方爽约着实让他“心寒”。

在一次中资企业内部座谈会上，王贺君大倒苦水。然而，“在蒙古国的中资企业，又有谁没有这样的经历呢”？

自蒙古国确立“矿业兴国”的发展政策以来，世界各国资本开始角逐这块投资“处女地”。然而，2012年政府选举时，蒙古国议会——国家大呼拉尔通过的《战略领域外国投资协调法》，给投资热潮泼了一盆冷水。

敏锐的外国资本早早觉察到风险，不到一年内纷纷撤资。加之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下滑，资源价格今非昔比，蒙古国的矿业投资热潮渐趋回落。在有蒙古国矿业风向标之称的“国际矿产投资者论坛”上，2013年参会者从往年40多个国家1000余名代表锐减为10多个国家500名代表。

投资热度回调、外商投资减少，令蒙古国经济深受影响，蒙古国货币图格里克由此大幅贬值。４月份《财经国家周刊》记者用１元人民币可兑换230元图格里克，现在则能换到290元图格里克。

经济窘况逼迫蒙古国不得不重新审视法律环境。10月3日国家大呼拉尔以83%赞成率讨论通过了新《投资法》，执行仅一年多的《战略领域外国投资协调法》就此作废。10月底，蒙古国总理访华，并与中国签订战略伙伴中长期发展纲要。

中蒙经贸投资合作前景再次受到外界关注。“慎重、慎重，还得要慎重。”蒙古国中华总商会秘书长商那拉图这样回复记者。“协议不过表明蒙古国高层更加重视对华合作，但中层执行者和基层百姓能否接受还有待时日。”

一直以来，蒙古国社会对华态度总是有些晦暗不明。在乌兰巴托，随处可买到山东面粉、山西陈醋，但大街上却几乎看不到汉字，即便是中餐馆也只能用“xinjiang caiguan”（新疆菜馆）、“bashu 888”（巴蜀888）来替代。

在这样奇特的环境下，中国却连续十多年保持了蒙古国最大贸易伙伴和投资国地位。据蒙古国统计，1990〜2012年间，中国对蒙古国直接投资近36.4亿美元，约占蒙古国外商直接投资总额的32％。

然而，政治、法律、劳工、汇率变动等多重风险，使得不少在蒙古的中国企业无利可图甚至血本无归。1990年以来，在蒙注册的中资企业已达6100余家，但实际在蒙古国开展业务的不足1000家，能有盈利的屈指可数。

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中国驻蒙古国使馆商务参赞赵清茂表示，外商在蒙古国地方的投资利润由中央政府征收，但当地居民因外资企业占地修路受到的影响却得不到中央政府的补偿，这自然导致了“中央支持、地方冷遇”的现状。

一位在当地投资的中国企业家提到，蒙古国西部省份扎布汗省的一个铜金项目就因当地牧民的异议停摆两年。有的蒙古国民众甚至认为“资源被抢走了”，更有民族主义分子妖魔化中资企业，蒙古版“中国威胁论”一度甚嚣尘上。

此外，劳务配额限制也影响了中资企业运营。为保护本国人口就业，蒙古国的国家安全战略构想规定，外国劳务人员总和不得超过蒙古国人口的3％，其中一国的劳务人员总和不得超过蒙古国人口的1％，即28000人。

即使取得蒙古国政府颁发的劳务签证，还要由用工方向蒙古国劳动部门为每名劳务人员缴纳外籍劳务“岗位费”（目前每人每月约1400元人民币）和社保费（约合750元人民币）。

执法不公也是中资企业在蒙古国面临的困扰之一。从2013年9月份开始，一些中资企业反映蒙古国海关以高于出厂价的标准征收中资企业物资关税，原因竟是“蒙古国财政紧张”。

有鉴于此，一些在蒙古国的中国商人认为，即使有了新的《投资法》和两国领导人会晤，现实困境还是难以在短期内迅速改善。中国驻蒙古国大使王小龙认为，尽管蒙古国对外政策易受到党派利益集团斗争影响，并时有外部势力的插手，但蒙古国对华加强合作的呼声随着总理访华已再度高涨，“蒙古国毕竟向着正确的方向迈出了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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