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志强：我也借这个机会说说，我成立公司的时候是81年，但是我到华远以后成立公司的时候是84年。我84年的时候和学校有很多合作，但是我们当时和学校的合作是通过给项目，这个项目是带着钱的。组织学生去进行创业性研究，我最大的成功就是中国人民副行长当时当研究生的时候我给他发工资，但是他当了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第二是（刘鹤），他现在是中央财办的副主任，他也是我的创业小组的四个领导人之一，排在最后一个的领导。还有一个是我的上级，他当时是第二负责人。我回忆起来那段时间我们委托一些私人组织一百多个研究生给我做了一些课题研究项目，其中一个是得了国防部二等奖，然后他们形成创业精神以后，后来留在企业的、留在国家机关的，留在政府机构的，分别成立一些高级管理人员。

　　其实在一开始的时候他没有毕业的时候你有什么想法委托他，然后培养他，形成了一个叫做独立奋斗的创业精神，不是学校组织的，而是学生会自己组织起来，承担一些上创业性的任务，一个组织就变成了一个创业过程，最后形成了一批骨干。84年的时候一个项目最多能给到18万块钱，每个人都是万元户，非常多。但是他们成功了。

　　所以我想改成创业教育基金可能更好听，我们作为外行来说没有时间了解你的创业基金的情况，不是说给你多少钱去做创业的事，更重要的是创造一个创业的气氛和创业的氛围，或者创业的思想和创业的实践，这样可能对创造力的作用力远远大于我给你钱。华远集团借款20万企业家，没有钱，一辆破的吉普车是每次要摇，不摇的话都发不着火。

　　沈南鹏：刚刚讲到大学生的创业，我想到一个情况，其实在美国最早受风险投资所谓开始的关注行业，绝大部分是真正的技术型的。跑到中国来过去五年、十年是变位的，很多情况下是消费产品和服务，包括互联网，真正来讲它并不真正的技术性的企业，当然也是顺应了中国目前的市场需求，有很大的这样的市场在那边，所以一些企业可以赚钱。

　　但是激战学校也这样的环境，中国这些学生、中国的学校还是有优势，能不能在这些方面关注一些基础研究，可能这么多年下来还没有投到真正技术性的企业走出来，但是我想中国的基础还在，比如无线领域，美国现在在跟中国学。这里面为什么不能产生一些中国的在技术上的优势。我们去看华为，华为其实下面有一百个、两百个研究俱乐部，如果我们其中的某一个研究成果占了整个华为价值的1/100，我们的学校能不能在资金的支持下面在这样一个好的学术环境里面产生一些技术产品出来，我相信这个还是应该有人去做这样的努力，中国应该讲还是有希望的。我们看一个非常小的国家以色列，这就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以色列有非常活跃的风险投资市场，他们本国市场是非常小的，从消费产品、从服务来讲。但恰恰那边因为很强的学术研究、很强的学校这样的基础造成了一批有成功的企业。中国如果在风险投资应该关注这样的方向，中国的学校应该把精力放在这边，能够培养出学术型的创业型企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