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从1958年至文化大革命前，在新中国的创业史上是一个“大跃进”的时代。这里的“大跃进”并不单指那场虚妄而狂热的运动，更反映了年轻的新中国在创业中亢奋而浮躁的状态。

　　计划外机遇

　　在那场举国的亢奋中，当一些人用清醒的眼光来观察狂热的世界，一个意外的创业机遇就此诞生。而最为珍贵的是，这种清醒的眼光第一次属于中国的草根阶层。

　　1958年，为了满足大炼钢铁和搞人民公社的需要，各地农村出现了一大批社队企业，它们制造并修理农耕必需的各种农具。这些设备极其简陋、制造水平极其低下的手工作坊日后将成为乡镇企业的最早胚胎。

　　上海马陆公社是当时创办队社企业的典型案例。20世纪60年代初，为了缓解粮食危机，2000万的城镇职工被精简回农村，他们带来了技术和办厂经验，为队社企业的发展提供了天然的养分。

　　马陆人跟着他们学技术，到城里买机器，农机厂、锯木厂、化工厂一家家办起来。到1960年，马陆公社社办厂的产值竟占到农副工总产值的70%。

　　“公社要专一化搞农业”的指示下达后，马陆的不少厂被关闭、解体、压缩规模。然而作为一个“农民富裕”的典型，马陆公社曾经不断出现在外宾访问的照片上。于是马陆人找到了一个“外宾参观需要”的理由，终于留下了一些社办厂。60年代后期，政策稍松，当地再掀工业发展高潮。

　　相比马陆公社，当时广东澄海人所创办的社办厂已经更接近后来的乡镇企业，虽然他们的名字在报纸上并没有出现。而今已是一家外贸玩具厂老板的郑忠明回忆，上世纪60年代初，澄海的一些社办厂已经开始生产加工小喇叭、塑料鸭子等玩具，做一件只挣几分钱。随着订单被不断带回，越来越多的社办厂开始加入玩具加工的队伍。改革开放后，掌握了技术和销路的澄海人逐渐建起了一批玩具厂，产品现在销往上百个国家和地区。

　　神秘的三线

　　1964年5月，基于对国际形势的分析，中共中央召开会议，做出了三线建设的重大战略决策。

　　三线建设，就是把沿海一些重要的工业企业向西部地区搬迁。此后的17年间，数以千万计的热血男女，怀着为中国国防军工事业奉献青春与生命的热情来到穷乡僻壤，蒲公英般在深山里扎下了根，“献了青春献子孙”。

　　1965年春，时年37岁的汽车专家陈祖涛受命内赴三线，筹建第二汽车厂。按照当时中央对三线工厂的布局要求，即“靠山、分散、隐蔽”的六字方针，陈祖涛将厂址初步选定在湖北郧阳山区的小镇十堰。

　　近百人的小镇一下子来了近20万名建设大军，吃住成了首要的问题。“我还记得当时我们每人每月只有半斤肉、4两油和28斤粮食。由于没有油，只能把盐用水冲了来煮菜。”刚开始时，建设者住的是自搭的芦席棚，还有很多人就住在老乡的猪圈旁，碰到漏雨时，有人干脆睡在老乡预备的棺材里。

　　在十堰的山沟建大型汽车厂，运输面临重重困难。陈祖涛回忆，最初的物资和设备基本上都从汉江边靠人拉肩扛运过来。工地与码头之间来回要30公里，山路崎岖。

　　除了建厂外，他们还要建城市。“几十万人的最低生活需求必须满足，因此除建工厂外，我们又花大力气来建学校、建商场、建医院、建公园、修马路，甚至建火葬场。”晚年的陈祖涛感慨。

　　三线建设再次给了弱小的队社企业一次意外的机遇。在国家建设“大三线”的同时，各省也开始复制这种工业转移，建设起自己的“小三线”。这些工程对原料、配件的需求，催生出一批以小五金厂为主的队社企业。

　　三线建设在新中国创业史上具有多重意义。然而围绕在深山中建设大型工业企业是否科学的问题，后来也引起了诸多争议。二汽的建设经过，展现了三线项目的基本特征。对这一重大工业大转移的历史评价，是一个十分复杂的命题，或许它永远不会有共识。

　　备忘录

　　●1958年，在大跃进的狂热氛围中，各地掀起大办工业的热潮。

　　8月1日，第一家“人民公社”，在河南省新乡县七里营乡诞生。

　　●1960年，代用食品成为生产和生活的热点。

　　“鞍钢宪法”诞生，它被认为是我国对工业企业实行民主管理和科学管理的极具特色的重要经验。

　　4月，东北发现了大庆油田。

　　●1961年，为缓解粮食危机，国家对城镇企业中的农村职工进行大精简。16岁的鲁冠球被精简回乡，开起了自行车修理铺。

　　安徽、广西等地刮起一股包产到户的“单干风”，但这场包产到户的试验，最后以被禁止而告终。

　　● 1964年，三线建设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