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此同时，对教育机构的捐款也被认为是最透明、最可度量的捐赠方式之一。从捐款的申请、运用和回报，中国的很多大学都已经发展得非常好，投放的资金也能比较清楚地看到是如何运用的。”

此外，还有各种相对现实的原因，例如政府会在特定情况下提供配套资金，教育捐款能够帮助企业与声名卓著的教育机构建立联系，甚至以捐赠者的名字命名教学楼，提高家族企业的声誉及企业家的个人声望，通过与高水准高校研究机构的捐赠，还可以与企业研发目标的研究项目挂钩等等

超过45%的受访者用第一代的财富（大部分来自中国大陆、香港和台湾）为自己的慈善活动捐款。亚洲家族慈善存在明显代际差异。一般来说，上一代受传统影响，认为其主要责任在于当地，而第二代和第三代在这方面则拥有国家及国际的视野。两代人对慈善的社会影响也有不同的看法，老一辈企业家更关注赠与行为，并不特别重视衡量其社会影响，而年轻一代则开始注重支持能通过社会影响和投资回报衡量的慈善事业。

在捐赠对象上，老一辈的家族成员往往认为，教育医疗和扶贫等领域还有很多基础性的工作未完成，因此很少对环境科技、女性权益以及文化艺术这类新兴事业进行捐款。家族中的年轻一代则认为，满足文化艺术、环保公民权利等要求，能够产生巨大的价值。

在管理模式上，老一辈倾向于利用现有的企业员工以及直接控制项目来降低管理成本，年轻一代则更倾向多方协作，也愿意聘用专业人员来进行运营。很多家族创立家族基金会，而非与其他机构合作，其原因便是希望掌控运营的控制权。在亚洲家族慈善事业当中，主要由专业人员进行管理的非营利性法人实体的家族慈善组织大约只有50%的比例。

调查数据显示，亚洲的家族慈善组织行政费用相对较低。57%的受访者表示其行政费用不超过年度开支的10%；而2009年，比尔与梅琳达盖茨基金会的行政费用大约是11.5%，更注重运营导向的福特基金会行政费用和项目管理费用大约占年度开支的17.5%。不过，亚洲慈善组织的管理成本相对较低，也许并非反映其管理效率更高，而是反映了其专业化程度和体制化投资的不足。

今年中国慈善领域出现的郭美美和红十字会等事件，严重打击了中国民众对慈善机构的信心，实际上，除了中国香港和印度尼西亚之外，大部分亚洲家族对第三方慈善机构的信任度也不高，他们往往选择将大部分资金直接投入到自己管理的项目和活动中去。

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是，人们认为大规模的第三方执行机构（尤其是教育领域以外的机构）效率和透明度都很低，亚洲家族更愿意身体力行，以便能够实施更好的控制。另外一个原因是，这些第三方的慈善机构和非营利性组织的发展计划和价值观往往和家族慈善的目标不一致，家族慈善更愿意为那些与家族价值观和社区目标存在紧密联系的项目提供资金。这些因素使得亚洲家族慈善产生了单干的情绪，不过这种做法也有利有弊：家族慈善机构可以使项目运营严谨，保证效率，而这是很多第三方机构所做不到的。

但是另外一方面实现这种效率的代价也是很高的：很难将有价值的项目从单一慈善机构中脱离出来，也很难吸引更为广泛的资金和人才。Sampoerna基金会的Michelle Sampoerna建议，基金会应该确定，自己是希望成为“拨款人”还是“运营慈善家”，这会影响到为实现家族慈善目标而制定的战略战术。

这导致亚洲家族慈善和西方的一个显著不同：亚洲家族慈善与家族企业紧密相连，在印尼、中国台湾、菲律宾等地，很多时候家族慈善基金会可能是用公司名义命名的，但实际上除了公司的资金之外，家族也把大笔资金投在基金里。中国也存在类似的状况，如杨国强做了很多慈善项目，但其实大部分的资金都是来自于他的家庭，不一定是公司的资金。

亚洲家族的这种慈善模式导致筹款成为他们面临的一个主要挑战。由于亚洲家族慈善倾向于直接控制和运营具体的慈善项目，这降低了其他渠道为慈善事业作贡献的热情。南洋理工大学新加坡连氏基金首席执行官Lee Poh Wah认为，家族基金筹款比较困难，尤其是从其他家族筹款，家族创建了严格控制的项目，当这些项目壮大的时候，他们会发现很难从其他家族吸引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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