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人们很难说中国的中产阶层人士到底有多少，要想说出其中的“绅士”有多少可能更加困难。不过，依据16世纪英国人曾经使用过的个人收入标准，我们也许能得出一些结论。随着中国在日本、韩国、新加坡之后，迈入知识和服务型经济社会，中产阶层的职业身份可能是经理、工程师和技师，其中包括银行、航空公司、连锁饭店和媒体业的各类经理人员。
依据不同方法评估这个新兴中产阶层的规模，得出的结论其实都非常相近。考察他们的基本收入时，无论是年收入达到12万元的3500万人，还是年收入达到7．5万元的5000万人，两者之间并没有本质区别。因此，我们认为，中国中产阶层的人数大致在上述两个数字之间。
无论我们运用什么标准界定这个阶层，有一点都确定无疑，那就是在今天，它代表了一些社会精英。因而， “中产阶层”一词可能只是代指那些生活水准、消费方式(包括旅行、娱乐、着装、教育、住房等方面)与发达国家中产阶层日益相近的人。事实上， 这些经济精英给来华旅游的欧洲朋友留下的最深印象，大概就是他们的豪华房车、名牌服装和饮食习惯，就是“他们像我们一样生活”。
然而，从绅士的角度看，最重要的是这些人最有教养、富有旅行经验，往往掌握多门语言。他们懂得新技术的价值，懂得新技术如何为人们带来新的生活方式，从而使休闲活动日益重要。因此，诸如高尔夫一类的各种运动的兴起，都需要占用人们的大量时间。
缺乏身份认同的中产
虽然财富逐年积累，阵容日渐壮大，但中国新兴的中产阶层往往缺乏明确的身份认同和价值观，很多中国人也很难将中产阶层与精英阶层区别开来。实际上，收入、国民生产总值、消费额等都可以量化，观念、行为的变迁却很难量化评估。
而且，自从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传统的价值观与现代西方的价值观之间发生了深刻的内在冲突。中国传统的价值观建立在儒家学说的基础上，强调行为的正当合法性(义)，不重视利益(利)；与之相反，现代西方的价值观强调个人和利益。儒家学说的创始人孔子，曾经用一句话概括自己的思想： “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 (《论语，里仁》)
这种“义利之辨”，也就是利他主义与利己主义或者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的矛盾。它是个人价值取向的体现，反过来影响了人的道德观念和思想行为模式。在这个过程中，社会结构得以形成，也促使个人形成一种全新的社会身份认同。现在需要一个社会角色，它能够消弭儒家所说的君子(即绅士，他们重义轻利)与小人(即缺乏教养的庸俗之人，他们重利轻义)之间的冲突。在中国传统的“绅士”概念中，我们或许能找到一些折衷因素，进而吸收其中重要的价值观，造就现代的中国绅士。
那么，中国的中产阶层到底怎么看待外面的世界呢?自然，在这个信息日趋开放的时代，通过现代传媒如互联网、卫星电视，通过长时间留学国外，通过与大量来华旅游、经商的外国人士的接触，具有一定修养的中产阶层对世界其他地方发生的事情有了更多的了解。于是，在许多方面，中国新兴中产阶层与普通民众相去甚远。
首先，他们是开放市场、自由贸易等全球化现象的坚定支持者；其次，他们可能会积极评价组成全球资本主义经济的各类国际机构，比如世界贸易组织。与那些有点背运的社会群体不同，他们对美国、西欧国家和澳大利亚等资本主义(也可能是自由主义)国家，持有更为积极正面的评价。更重要的是，这些受过良好教育的成功人士，往往涉足国际商贸领域，对于世界的看法也就会避免过分简单化。他们对自己的定位，建立在国际化的大背景之下；他们有相对较高的薪水，处于较高的生活水平，进而表现出中产阶层的一些特征。
不过，作为一个中产阶层集体的身份认同却没有出现，新的经济成功并没有确立一个新集体的社会地位，而这种集体的社会地位本来可以促进他们的文化自觉。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在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之中，一份外企的工作只不过是一份“好工作”而已。一种集体的身份认同，并没有在从事这类工作的基础上形成。
只是到了今天，人们才逐渐认可了中产阶层的地位；同样，也只是到了最近几年，大众传媒才出现了一些以新兴中产阶层为目标的广告。这些广告中，中产阶层的生活方式作为一个值得追求的目标被反复渲染着。不过，其中的价值观念却完全是西方式的，就像很多房地产广告所鼓吹的那样。这种生活方式建立在一系列想像上面，比如奢华的轿车、西式的住房，还有来自国外，被认为代表了一种时尚生活的休闲活动(像喝红酒、打高尔夫球)等。这种与20世纪初中国发生的一切恰恰相反，当时身穿洋装的男女备受保守派嘲弄。
在西方人看来，这种结果往往有些荒唐可笑，它不大可能带来一种全新的本土化价值观。
新富与绅士的交汇点：公共服务的观念
一个国家富有的时候，随之肯定会出现一个新富阶层。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造就了一大批腰缠万贯、一掷千金的新富，然而，坐地分金或大把花钱并不足以赢得“绅士”称号。
伟大的励志作家塞缪尔·斯迈尔斯在他另一本书《性格》中，对此有详尽的说明：
“绅士生来所受的教育就是，无论他拥有了世界上多少财富，都会感到自己必须与他人分享，未能以适当方式回报社会，他就不会安理得地享用别人提供的饭食、衣服和服务。”
也就是说，虽然一位企业家或成功的经理人可以通过工作赚钱，也可以与家人一起分享自己创造的财富，但是，在找到适当途径回馈让自己致富的社会之前，他还算不上是一位绅士。可以说，绅士需要财富，财富却造就不了绅士。经历了富裕带给自己的最初快意，买下豪宅、名车和华贵服饰，学会喝上等红酒、打高尔夫球之后，也许就像伊丽莎白时代英国的第三代富人一样，人们可能就有了服务公众的愿望。当然，这并非指要去政府机关工作，而是要有博爱奉献或从事慈善工作的意识。借用人们常说的一句话，就是要回馈社会。
依照儒家经典的说法，富裕阶层有了正确的规范，行为得当， “民无或胥诪张为幻” (《尚书·无逸》)，百姓中就会少一些欺诈；相反，如果没有正确的规范，百姓就会充满仇怨。 “民否，则厥心违怨，否，则厥口诅祝。” (《尚书·无逸》)这是古人智慧给予我们的伟大启示，完全可以运用于贫富差距拉大的今天，促进全国范围内的和谐发展，避免仇怨。为此，行为的标准、规范，也就是中国古人所谓的“礼”，非常关键。绅士的历史表明，行为的标准、规范，或者对这种标准、规范的向往追求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盖洛普公司进行了---项调查，他们发现一些富有的消费者非常迷恋名牌，也更加崇尚个性。其中，受过良好教育的高收入家庭的年轻人都希望与众不同，他们的口头禅由过去的“勤劳致富”，变成了“别想着攒钱，我只想过适合自己情趣的生活”。不过，另一方面，他们也都小心谨慎地为家人购买保险、房产或者出国旅行。
他们购买保险，尤其是购买人寿保险的兴趣，应该说非常有益。因为这些刚刚富起来的人，也必须学习履行纳税的社会义务，包括缴纳可能开征的遗产税。初看起来，遗产税似乎让当事人吃亏，实际上却为个人合法获得的财富提供了一个法律保障。纳税不会刺激人们将现金转到境外的一些逃税天堂，或者存入瑞士银行，而是让新富起来的人更加富有，从而带来整个国家的繁荣。
然而，这意味着需要建立一种新的价值观体系。而建立一种新的价值观体系，如果从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第一次财富积累期算起，大致还需要两三代人的时间。有意思的是，根据已经发布的各类中国富豪榜，新型富豪已经涌现。他们可能是互联网企业家，也可能是连锁零售商巨头。这些合法获得的财富可能更持久，也是国家经济增长的重要组成部分，就像第一代富人涌现的19世纪工业化时期的英国，或者像洛克菲勒、葛维汉等巨富涌现的20世纪初的美国。有了合法致富的坚实基础，社会各个阶层都会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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