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代富人的标志是大腹便便，第二代富人的标志是名车豪宅，第三代富人的标志是健康，环境也是如此，第三代富人对人居环境大都非常关切。
美国学者易明对中国的未来环境抱有乐观的看法，预言在不久的将来，非政府组织将持续迅速发展，而且也会得到人们越来越多的支持(人人都渴望拥有一个洁净优美的环境，也愿意为此出钱出力)。随着新税制的推行和富裕阶层的扩大，中国的著名企业家将成为向非政府环保组织提供财力支持的重要力量。
然而，正如最近一份对中国18个大城市12000个家庭的调查所显示的，中国目前正处在第一代富人与第二代富人之间，赶上了一轮消费潮。这些新兴中产阶层的基本特征，便是高消费、高学历、高文化水平，他们依靠新理念和市场消费规律致富。事实上，他们当中85％的人年龄在25到39岁之间，在1978年改革开放后长大成人并富裕起来，75％的人接受过大学教育(上一代人则由于遇上“文革”，就没有这么幸运)。他们中95％的人拥有一套住房，78％的人拥有一辆汽车，所有人都拥有收益丰厚的金融资产。
正如我们所想，他们品牌意识很强，尤其青睐Swatch、克里斯汀·迪奥之类的国际品牌。然而，值得一提的是，他们与先辈们不同，更愿意接受新思想和各种不同观点，更愿意接受新的生活方式。高达67％的人员愿意尝试新生事物，近59％的人愿意尝试社会提供的新体验。他们大多数人都非常关注经济发展形势，经常阅读财经报纸，每周平均上网15个小时。这的确是一个重大改变。
保险、住房、教育基金成为中国富人三大主要投资工具。而随着一些曾经带来长时间稳定收益的股票的彻底崩盘，他们对股票投资已经没有多少兴趣。最根本的一点是，他们在投资时首先要确保赚到的钱足以维持自己和家人的生活。
但是，我们认为，保持“精神”健康和“社会”健康同等重要。当然，这意味着要通过符合社会规范的“精神”生活，保持一个平和心境，参与并融入社会、回馈社会。想确保个人的幸福，从相对贫穷变得富裕起来，都需要坚定的信仰。很多中国新富精神空虚、放纵无度，部分原因就是他们没有信仰，或者就是陷入信仰错位。上个世纪英国著名学者G·K·切斯特顿对当时的无神论现象发表过评论，他认为，当人们不再相信一些东西的时候，他们决不会什么都不相信：他们会相信任何东西。
金钱不能取代信仰。正如自杀人数、腐败案件和节节攀升的离婚率所告诉我们的那样，对于物质的迷恋 (比如大兴土木建造豪宅、胡乱购物、挥霍无度等)，都将带来灾难。我们认为， “绅士风度”之类的古老概念很有意义，我们也许能在回顾绅士的历史、内涵当中 得到启迪。
假如这样的话，东汉学者徐干(公元170~217)撰写的《中论》就是一篇重要的文章。徐干从历史、哲学的角度，认为名与实之间存在一种特殊的关联，他明确指出了没有这种关联的时候会发生什么。文章揭示了“中”的内涵，直到今天，中国领导人也将“中” (也 就是中和、平衡)视为社会和政治稳定的关键。徐干认为，过去的绅士往往通过实践培养自己的美德，修炼自己的行为，而不会仅仅为了发财致富沽名钓誉。
绅士是通过树立行为规范和典型造就的，因而，即便他们一文不名也会受到人们的尊重。徐干强调，真正的绅士应该智慧、谦逊，应该注重谈话技巧和个人言辞。这些，都与切斯特菲尔德勋爵致儿子信中所讲的英国绅士精神惊人的相似!
新富们的精神升华
可以说，从事慈善事业是新富们花钱的最“好”方式，也是被广为宣传的方式。事实上，随着中国企业家生活的舒适和社会地位的提升，他们似乎更愿意投身 慈善事业了。从《2011胡润慈善榜》中，我们也许能找到一些有趣的案例。曹德旺家族以45．8亿元的捐赠额成为2011年“中国最慷慨的慈善家”，王健林以11．8亿元位列第二；朱孟依家族以6.6亿元位列第三。
从1983年第一次捐款至今从1983年第一次捐款至今，曹德旺家族累计捐款50亿元，其历年慈善捐赠额度占到其财富的40％。另外三名慈善家余彭年、王健林和黄如论的历年累计捐赠也均超过20亿。《201l胡润慈善榜》上慈善家们的捐赠方向主要分为六大类： 救灾、教育、扶贫、文体、环保和健康。其中，救灾和教育领域捐赠人数最多，而文化领域捐赠数额最大。
第二种花钱的“好”方式，是作为一名成功企业家不仅要参与慈善活动，更应该承担自己的社会责任。在当今中国，大城市居民与偏远省份的农民之间贫富差距非常之大，自然容易引发很多社会问题。因此，成功的企业家像过去的绅士那样处事为人，努力提升自己的社会形象，为第二、三代人拥有更多财富铺路，就显得非常迫切和必要。这也就意味着，他们不仅要像一位慈善家那样慷慨解囊，热心加入那些在中国方兴未艾的各类慈善团体，而且要创造更多就业机会，办一个能够生存发展改善员工福利的企业，一家善待客户和员工的“好”企业应该在自己所在社区扮演一个积极的角色，依法纳税(这也是对国家的“贡献”)，从而对周边企 业、竞争对手和供货商产生积极带动作用。调查显示，在企业家认为承担社会责任的最好方式的排名中，慈善捐款排名第二，第一位仍然是纳税。
然而，更加广泛地融入社会的另一条途径，就是参与政治活动，近年来政府积极鼓励人们这么做。王健林 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他是大连万达集团的总裁，公司业务涉及商业地产、高级酒店、文化产业、连锁百货、旅游度假等领域，同时他又拥有多重国家政治身份——全国工商联副主席、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以及中共十七大党代表。
世茂集团总裁许荣茂又是一个很好的例证，他也是全国政协委员。还有一些资深企业家担任全国人大代表，他们个人的成功和经验必将有助于国家的全面发展，鲁冠球就是其中的代表，他是万向集团董事局主席。另外还有宗庆后、沈文荣，前者是杭州娃哈哈饮料公司的总裁，后者是中国最大的私人钢铁公司的老板。
物质财富上的成功，并不能造就一位绅士。我们或许可以用两千多年前的学者徐干的话作为结语： “夫贤者，言足听，貌足象，行足法，加乎善奖人之美，而好摄人之过。”这才可能是一位真正的绅士，一位值得效法的楷模，无论是在19世纪如日中天的大英帝国，还是在21世纪正在迅速崛起的中国。
（作者简介：爱德华.伯曼：英国绅士，出身于英国剑桥，先后在伊朗、意大利等多个国家工作和生活，在华生活了十年。英国肯特大学、意大利博罗尼亚大学客座教授。）（据当代中国出版社《像新绅士一样生活》2011年8月出版）
根据世界奢侈品协会数据，中国目前奢侈品销售价格构成为：原材料5%+加工成本6%+奢侈品品牌附加值（一般是保留利润值）55%+广告与公关活动成本5%+旗舰店年度成本3%+人力成本6%+政府关税、消费税、部分增值税等综合进口税率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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