卤鸭家族的交集与平行
鸭还是昔日鸭，人已不似旧时人。
周鹏无疑是周氏家族的骄傲，对周长江来说，弟弟更像一个不愿多谈的光环。仿佛不提怕人忘了，而多说又有刺感。
在汉口火车站周鸿鸭的门店里，张贴着兄弟创业情深的专版报道，否定一切坊间有鼻子有眼的传闻。周长江说：“我们兄弟俩不管是谁的生意，都是我们周家自己的生意，你赚钱我赚钱都一样。”
周长江比周鹏大四岁，兄弟性格迥异。周鹏是家里最小的儿子，没怎么吃过苦，性格倔，脾气急躁。
在“兄弟阋于墙”的猜测刚刚见诸报端的时候，周氏兄弟的母亲梁通英曾向上门采访的媒体证实兄弟之谊：“他们兄弟俩从来就没有红过脸，有什么事都是相互商量。”在周母的记忆中，周富裕从小就显现出了生意人的头脑，在田间地头抓鱼和泥鳅，然后让哥哥周长江拿到集市去卖。而周长江小时候也会偶尔淘气，“捉弄”周鹏，把脾气急躁好胜的周鹏气到大哭。
周长江现在回忆起弟弟的童年和少年时期，想了半天，没想起他有过任何天赋异禀的表现。“功课也不怎么好，考初中的时候，上公办中学要240多分，我考上了，他就只考了230，只能念民办初中。”周长江说，“但是他的脑子确实比我活。”
周鸿鸭公司内部有人见过周鹏，对周鹏印象深刻，“圆滑。一看就比我们这个（指周长江）会来事一些。”说话人表情带着叹服，“那不是一般人呢！你想想，他能把企业做那么大。那肯定有他自己的本事。”
1996年，周氏二兄弟从重庆合川县肖家镇到武汉投奔大姐，此时周家大姐已经开始了最初的卤菜生意，姐弟几人同心同德，目标一致，各司其事。
有了解周家兄弟创业史的人评论说，外界传的神乎其神的“被风投看重的周黑鸭模式”其实并没有那么神秘。其核心事实上无非还是川人身上的好斗好胜的劲头。“我们出来的时候都是贫寒农家子弟，光环那都是后来别人加的”，周长江说。
在一次偶然的情形下，周长江发现有种“馋味鸭”，这种鸭制品不同于市面常见的半片鸭做法，而是将整只熟鸭卤透入味，卖的相当火爆。周长江动了心思，开始默默研究馋味鸭的配方。弟弟周鹏也采购回各种原材料，和哥哥姐姐一起研制做法。
在“馋味鸭”的基础上，三姐弟又经过多次试味，调配出了一种新式卤鸭，鸭源全部采用本地小土鸭，口感麻辣中带甜。见鸭的味道十分特别，弟弟周鹏灵机一动，“重庆有著名的零嘴怪味豆，我们这个干脆就叫怪味鸭。”
“周记怪味鸭”推出后，立即引来爹爹婆婆们的“疯抢”。周长江说，现在周黑鸭专卖店中“金牌黑鸭”的原型就是当年的“怪味鸭”。虽然一只鸭的利润只有一块钱，但每天100只的销量，在当时的卤制品店中已是“大买卖”。周长江说，一年下来，周记怪味鸭的纯收入有3万元，姐弟均分，每人赚了1万元。这在当时就等于发财了，因为普通打工仔一个月的工资只有几百块。
回忆起创业初期姊弟们亲厚的情分和充满希望的事业，周长江还显得有些激动。
只是，在农村的时候，姐弟四人还能亲密无间，现在各有事业生意，反而不经常聚。“要不是过生日过节碰个面，平时连电话都很少打。”
知情人士还向记者透露，周家大姐周平现在自己有十几家门店，自己开厂生产自己卖，店面挂的是“周黑鸭”的牌子，门店装潢也全部使用周黑鸭统一标准。但是大姐每年每店需要向弟弟周鹏交纳2万元的“品牌使用费”，一年下来约有三十万。”武汉火车站、武昌火车站有几家时常排着长队、还24小时营业的“周黑鸭”，其实是周家大姐的门店。
这也是周长江曾采用过的模式，他自己生产的鸭子也曾挂过周黑鸭的招牌。名牌效应是明显的，挂周黑鸭招牌的确可以不愁生意。但随着店铺越开越多，抽取百分之二十的股份也开始引发兄弟嫌隙。而周黑鸭日益供货不及时也让周长江深感困扰。
据周长江所言，当他决定自己在汉口火车站开一家稍大的门店时，周鹏建议大哥自己做一个牌子单独经营。周长江接受了弟弟的建议，一不做二不休，将周黑鸭招牌通通更换为“周鸿鸭”。从此大路朝天，各走一边。这便是周鸿鸭的身世。
据说后来周鹏又改变了主意，想让大哥重新换回招牌，继续使用“周黑鸭”品牌经营店铺。被周长江回绝。
对于坊间传闻的兄弟罅隙，周长江未作表态。“周鸿鸭是我自己的牌子，宁可做得亏钱，我也要搞自己的事情。周黑鸭再赚钱，那不是我的牌子，这就像每个人都应该有自己的名字，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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