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这些特点，要么是在缺乏明晰的产权制度情况下的权宜之计，要么是这种权宜之计所造成的后果。民营企业家经常不得不将他们的企业登记为集体制（被称为“红帽子”），以获得专属于国家控股企业的市场和金融资源；为了避免制度风险，民营企业必须多元化发展；尽管中国的金融资源很丰富，但由于民营企业得不到支持，因此它们不得不依赖内部融资；由于无法获得上市名额，家族所有制就成了解决委托和代理难题的少数手段之一。
不利的商业环境阻碍了中国民营企业的发展。到2010年,中国大陆企业进入美国《财富》杂志世界500强名单的数量为44家，但其中除沙钢和华为外，其余均为央企。而印度企业的情况却是，2010年印度企业只有8家进入500强，在总体规模上虽然落后于中国，却包括三家民营企业—塔塔钢铁、塔塔汽车和信诚工业，而且印度上榜民企年销售收入也高于中国民企。
当然，塔塔集团的历史要长得多，可以上溯到殖民地时期。但是，我们应该注意到，印度也有一些历史不长，但是却在不断发展的企业，例如Infosys公司。
或许有人会认为，由于塔塔集团是综合性的商业集团，因此它自然比通常经营单一业务的中国民营企业规模更大。但是，如果说综合性的商业集团在发展中国家更有理由发展壮大的话，那么我们应该深思的是：为什么中国的民营企业未能发展成这种模式？
中印之间的这种差异值得深思，因为从大环境上来说，中国比印度有更大的优势：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更快；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是印度的两倍多；由于政策的支持，中国在对外贸易和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方面的“硬环境”更优越。
成长的秘密
衡量改革成效的一个关键指标，是私有经济部门的蓬勃发展。从这个指标来看，中国目前远远落后。
在最近几年中，中国政府已经开始重视民营企业发展，并且鼓励民营企业兼并收购小型国有企业。但是在改革的大多数年份里，中国民营经济部门总是在意识形态方面被质疑，而且被困扰于严厉的管制和金融支持方面的歧视。结果，相对于中国的市场潜力，民营企业这种最具有企业家驱动和市场驱动特征的企业形式，在发展程度上却远远落后。
一个明显的事实是，虽然中国已经成为对跨国公司有吸引力的制造基地，中国自己却缺乏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企业。虽然少数一些企业，如海尔、华为和联想，近年来走向了CYE世界商业舞台，但这类企业非常少。另外，这些企业在20世纪80年代并没有获得中央政府的有力支持。反之，那些受到中央政府支持的企业却没有一家成功。
改革滞后的另一个表现是，外国投资者所遇到的很多障碍在过去的20年中都消除了(中国为了兑现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承诺，这些障碍还会进一步消除)，而国内投资者仍然遇到很多方面的投资障碍。政府的各级官员都热衷于会见外国投资者，国内私人投资者却仍然会遇到法律和金融体系方面的限制。地方保护主义近年来虽然大大弱化了，但仍在很大程度上阻碍着国内资本的流动。如果政策制定者能够更有效地解决这些问题，而不是仅仅追求外资的增长，国内经济发展效率就会取得实质性进步。
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只是促进经济发展的手段，而不是目的。由于中国是一个巨大的经济体，长期来看，一个良好的国内商品和资本市场应该比国外市场更重要。
目前，在很多方面，印度还无法与中国相比，但有一个例外：印度对自己的民营企业没有意识形态方面的歧视。因此，印度目前就已经有几家由印度人控制和管理的世界级企业：在软件领域，Infosys公司和Wipro公司在全球范围内提供低成本但质量很高的产品和服务；在医药和生物技术领域，Cipla公司、Ranbaxy Laboratories公司和Biocon公司的某些产品可以直接对抗跨国企业，并且已经开始逐步赢得这场激烈的竞争。
印度的体制改革也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根据里昂证券的一项关于新兴市场公司治理的研究，在25个被调查的国家中，中国排名第19位，而印度排名第6位。
另外，尽管印度的增长率只有中国的80%，但印度是在储蓄率只有大约中国的一半和外商直接投资不足中国1/10的情况下达到这一增速的。这表明，印度对资本的使用更加有效。
中国的问题并不在于直接投资不够多，而在于政策制定者并没有解决体制的内在扭曲，民营企业快速成长的良好环境尚未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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