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发生之后，中国为保持8%的GDP增速，推出了大规模的投资计划，致使地方政府的债务水平大幅上升。今年1-10月，仅地方融资平台发债规模已近6000亿元，超出去年全年1500多亿，这表明政府债务水平仍在快速上升。不管未来中国经济增长模式如何转型，越来越依赖负债来获得增长似乎已成定局。
下一轮“城镇化”将大幅增加政府负债
目前人们普遍看好城镇化对刺激内需、拉动经济增长的作用。的确，以提高城市居民生活质量为主题的城镇化，一定可以拉动消费和投资，但前提是政府必须大量举债。例如，完善城市轨道交通等公共基础设施，对教育、医疗卫生、养老、低收入群体补贴和失业救济等增加投入，都需要耗费大量的财政资金。就目前地方政府已经捉襟见肘的财力而言，显然不足以承担这部分巨额开支，唯有通过举债来支付。以城市的地铁等轨道交通为例，地方政府几乎都依赖银行贷款来获得支持，但今后地铁的运营收入一般连贷款利息都覆盖不了，更不要说归还本金了。
又如，目前提出的“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目标，如果要实现，则需要花费更多的财力。有人测算现在一个北京户口的市场价为50万，这意味着政府需要为一个北京户籍人士长期负担的财政支出贴现值为50万，假如北京市目前有外来农民工300万，若全部实现市民化，则意味着北京市政府今后累计要为此多支付1.5万亿。若按10年来分摊，则每年财政要多拿出1500亿，这就只有靠负债了。目前全国有1.6亿外来流动人口，若按每人10万的财政支出计算，这意味着即便今后农村人口不再流入城市，各地政府也必须累计将拿出16万亿来实现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目标。
从上述的案例中，我们很容易发现如今的城镇化与过去30年的城镇化之间的区别：如今的城镇化以提高生活质量、缩小本地人口和外来人口收入差距为目的，是“烧钱”的城镇化；过去的城镇化是工业化的结果，大量农村廉价劳动力涌入城市，在给企业创造丰厚利润的同时，也增加了政府收入，是“来钱”的城镇化；过去的城镇化让农民成为城市贫民，如今的城镇化是为了还“欠账”。因此，今后城镇化推进的力度，将更多地取决于各个地方政府的债务管理能力。但有一点是清楚的，即随着人口老龄化和经济增速的下滑，今后财政支出的增速将远大于财政收入的增速，这一缺口将需要规模越来越大的举债来填补。
有数据显示，今年前11个月企业债发行总额达5713.53亿元，同比增速达191.9%，发行主体以地方城投公司、地方国有资产投资经营公司等为主。举债规模几乎翻倍增长，这一方面可能是为了应对到期债务的偿还需求，另一方面则是为新增政府投资项目融资。今后政府在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方面需要投入的资金将逐年增加，有关部门应该认真测算一下债务增长的速度和总规模了。
中国经济是否会陷入“拉美怪圈”
拉美国家在上世纪70年代普遍实施“赤字财政─负债增长”战略，从而轻松地避开了当时的世界经济衰退，该地区在1973-1980年的经济增速达到5.5%，大大高于同期全球经济增速。但也正是赤字财政导致了拉丁国家普遍陷入债务危机，使这一地区1981-1990年的年均增长率仅为1.0%，人均年增长率为-1.0%，即步入了中等收入陷阱，被称之为失去的10年。
中国今后无疑也会实施赤字财政政策，这也是无奈之举。但与拉美国家相比，中国具有它们所不具备的特点或优势：一是中国今后的债务增长，类似于日本模式，即内债占绝对高的比重，且中国又是外汇储备第一大国，故受外部冲击会比较小，发生危机的概率较低；二是中国过去30多年已经建立起比较好的工业基础，具有明显的国际竞争优势，出口额全球第一，这是拉美国家的进口替代模式不能比拟的，后者在过去曾出现连年贸易逆差和巨额外债，最终引发金融危机；三是中国政府的资产负债表质量远高于拉美，仅就国有企业的规模而言，政府所享受的“股东权益”就超过15万亿（2008年数据），这还不包括土地、矿产、森林等国有资源；四是中国人的勤奋度几乎是全球第一，这对于劳动生产率的提升至关重要，今后中国在产业转型的过程中，劳动生产率的提升空间依然存在，而拉美国家则在过去的产业转型中，出现了劳动生产率的下降。
因此，即便中国今后步入“负债式增长”时代，也不必过于担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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