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入产出比是选择发展模式的核心指标
中国究竟是搞中西部与东部均衡发展的战略，还是采取区域间不平衡发展的战略？要发展小城镇模式，还是要发展大城市化模式？究竟要靠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还是做强做大基础产业？有关这些争论一直存在，各有各的道理，但缺乏一个核心衡量标准。经济学从微观看，就是要追求企业利润最大化或个人效用最大化，从宏观看，就是要优化资源配置，实现全社会效益最大化。而全社会效益最大化的一个检验指标，就是看总投入与总产出之比。
如用投入产出比检验过去10多年来的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和东北振兴这三大区域发展战略，会发现对这些地区的投入，其单位产出量远不如东部沿海地区，无论是为提供私人产品的投入还是公共产品的投入。例如，在西部某地修一条高速公路，其每公里的造价是东部的三倍，但车流量只有东部的三分之一，意味着这条高速的投资效益只有东部的九分之一。你可以列举很多理由来解释发展贫困地区的意义有多大，你也可以用西部地区目前经济的高增长来证明投资西部是正确的，但未来10年，你的投资回报率有多高呢？能否还得起银行贷款？你可以让中央财政为你的低效投资买单，但你能否留得住若干年后倒闭企业的失业工人？
在中国，规模不经济的投资活动比比皆是，且大部分都是由地方政府所主导的。一说要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全国各地便一哄而上，新能源、信息产业、文化创意产业、金融中心都成为各地重点扶植和发展的产业，产业同构化现象非常普遍。再看看目前那些产能严重过剩的行业，如钢铁、有色等原材料产业以及风电、光伏等所谓新兴产业，都与地方政府的扶持和参与密不可分。这应该引起人们深思：中国要实现经济转型，前提是要推动政府职能转型，区域经济良性发展的前提就是要“去行政化”，对官员的考核就应该“去GDP”。否则，重复建设、资源浪费现象就无法根治。
当前中央政府为新型城镇化开出的药方是户籍制度改革、土地流转制度改革和公共服务体制改革，这无疑是非常到位的举措。但如前所述，这些举措都需要举债来实现，但这并不是难题，关键的问题是地方政府有没有意愿和动力去做这些事情，如果不转变政府职能，恐怕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目标的全面实现，又会遥遥无期。
以收入分配改革方案为例，由发改委牵头负责的方案起草工作，自2004年启动以来，已历时八年之久。期间官方曾多次给出方案出台的期限，却屡次延期，至今仍被推后。而在这八年中，中国贫富差距又扩大了多少倍？为何不少与GDP或税收相关的地方投资项目被纷纷提前，不少形象工程、政绩工程都是争分夺秒去完成，为何很多与民生相关的公益性事业被一拖再拖？答案不言自明。
综上所述，中国经济走上负债式增长之路是必然选择，但无需过度担忧。当然，如何提高投入产出比，是选择发展战略、模式和路径的核心考核指标。对国家而言，就是要实现规模经济；对企业而言，就是要提高劳动生产率；对服务民生而言，就是要让公共服务产品的效用最大化。而要实现这样一种经济转型，前提是政府职能也要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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