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应对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机中，中国的经济率先复苏，从增长动力上分析，其中一个十分重要的动力来源就是快速推进的城市化。从发展趋势看，无论是未来中国的经济增长，还是经济结构的调整，城市化都将是重要的主题之一。
未来十年，没有什么能比中国的城市化更能触动投资者神经，中国和全球的资本市场已经习惯于把中国的城市化与房子、汽车和家电消费联系在一起，也已习惯于把中国的城市化与地方政府的基建投资浪潮画上等号。一个13亿人口大国的城市化问题不但直接决定未来中国经济长期增长的动力和经济结构的转型，也有可能对全球经济产生影响。
经济增长与城市化
过去十多年间，中国的城市化和经济增长、财富累积、以及人均GDP增速之间保持了正相关关系。从时间序列数据看：单位城市土地面积/GDP在过去10年增长了5倍，而且呈现加速增长态势。2000年之后虽然是中国城市化平均增速最快的阶段，但是人均GDP的增长速度却更高，两者之间的增速之差直线上升至60个百分点。
在这个过程中，财富向中心城市、大城市迅速集中。如果用单位土地GDP和人均GDP作为参考标准将中国的城市进行划分，可以发现，经济密度最高、最为富裕的城市集中于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唐等区域性增长中心，且数量有限。尽管克拉玛依、鄂尔多斯这几个城市的人均GDP很高，但是单位土地GDP却在极低水平，这种反差意味着这些城市的繁荣和城市化、经济密度的提升没有关系，它们主要是依赖自身的自然资源，类似繁荣难以持续。
从另一个指标来看，中国GDP规模最大的十个城市在全国的比重最高时曾达到25%，近年一直稳定在23%左右。这也意味着城市化进程中的财富创造和积累是非均衡的，在最终收敛之前，差距拉大是必然的，国际经验也是如此。
随着流动人口和资本向城市集中，提高了经济活动的密度，使生产和贸易的规模经济效应得以发挥。过去20年，数以亿计的流动人口从内陆迁移到沿海，如贵州、四川、安徽、河南，在1990-1995年间、1995-2000年间、2000-2005年间跨省流动人口分别达到1000万、3200万、3800万，这些人口先是流向沿海的广东、深圳，然后是浙江、江苏、上海。
从城市常住人口的结构来看，北京、上海和深圳这三大中心城市的流动人口和户籍人口的比例分别为58%、65%、300%，由此可见，流动人口作为生产和消费的主体，对城市生产密度、消费密度的提升起到了至关重要的推动作用，也构成城市繁荣的基础推动力。
从资金流动来看，过去20多年，长三角和珠三角的FDI一直占据绝对权重，最高时期曾吸引了全国80%的外资流入；从城市层面看，北京、上海和深圳是三个FDI流入最多的地方，最高时，三者合计占比曾突破20%。
从知识密度和知识投资强度来看，R&D（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支出超过300亿元的有江苏、广东、北京、山东、浙江、上海、辽宁和湖北8个省（市），共支出5774.7亿元，占全国经费总支出的66.5%。由此看出，城市化水平越高、经济越发达的省市，研开支出比例越大，从而使得知识密度提升在城市繁荣形成正反馈效应。
与此同时，经过1997年前后、2002年前后、2009年前后三轮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浪潮，中国城乡之间、城市之间的有形的物理距离在显著缩短，使得商品和服务流动的时间和交易成本显著降低。过去10年中，中国铁路营业里程增长30%、公里里程增长280%、高速公路由无到有增长10倍以上，民航航线里程增长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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